过帝国驻法、德、意、荷、奥等国的大使，在关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具有相当的知识，因此，当他对皇帝的举动感到惊讶之余，看见皇帝的眼睛里泪光闪闪，不由得自己的眼眶也湿润起来。君臣二人手拉手相对垂泪，这幕帝宫里前所未有的场面令在场的所有大臣们都不知如何是好。光绪皇帝终于哭出声来。当着满朝重臣，他表示死不足惜，只是悲叹如此怕是要连累天下的生灵了——“帝持许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何？’景澄亦牵帝衣而泣。”
慈禧大喝：许景澄无礼！
联元，那个昨天差点被砍去脑袋的大臣拼死上前争辩道：在中国传教，是由法国人开的头，即使开战，也应该与法国一国开战，哪有同时与十一国开战的道理？如果这样，帝国真的要亡了！说完，也大哭起来。
载漪又大叫联元通敌，说只要杀了他，洋人自会退去。
这时，人称外号“油浸胡桃核”的军机大臣王文韶一反圆滑面孔开了口，言：“中国自甲午以后，财少兵单，今遍与各国启衅，众寡强弱，显然不侔”，“一旦开战，将何以善后？望太后三思！”
慈禧指着七十多岁的老臣王文韶，说：“尔所言，吾皆熟闻之。尔为夷人进言耶？”（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8～129页。）
慈禧命令立即草拟《宣战诏书》。大清帝国的命运至此已无可挽救。
许景澄给各国使馆的外交使节们带去了帝国政府的一封照会：
中国与各国向来友好，乃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在京城拳会纷起，人情浮动，贵使臣及眷属人等，应请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使馆弁兵等妥为约束，即速起行，前赴天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52页。）
洋人们显然不会按照这封照会的要求行动。因为北京城内所有的使馆人员都正处在义和团和帝国军队的四面围攻之中，让他们携带眷属出来，等于让他们立刻送死。
20日，慈禧太后又一次召集了御前会议。这次会议光绪皇帝缺席了。
《景善日记》记载：荣禄首先“含泪跪奏”：“中国与各国开战，非由我启衅，乃各国自取。但观使馆之事，决不可行。若如端王等所主张，则宗庙社稷，实为危险。且既杀死使臣数人，亦不足以显扬国威，徒费力气，毫无益处。”（《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四日。）
荣禄退出后，启秀从靴子中取出拟好的宣战诏书的草稿呈给慈禧，慈禧表示很合她的意思，言“好”。然后，慈禧又问诸位大臣的意见如何，大臣“皆主张决裂”。
慈禧然后召见了帝国政府各部、满族贵族等官员。王公有：庆亲王、庄亲王、肃亲王、恭王、醇王、端王等；贝勒有：载濂、载滢、载澜等，军机大臣、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内务府大臣、各旗都统也都参加了召见。
光绪皇帝走在被召见的官员队伍的最前面，他“面色苍白，入坐之时，战栗不已。”
面对大清帝国所有军政官员和满族贵族，慈禧开始解释国家为什么要与洋人宣布开战，其中心意思是：洋人欺辱帝国已到了朝廷不能容忍的地步，皇帝都承认自己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了，洋人们还有什么道理来干预？洋人的照会实在是对帝国国家权力的凌辱！今日帝国臣民理当合力同心，奋勉杀敌，以报国家，永杜外人欺侮。康熙皇帝应许洋人自由进入中国传教，此举过于仁厚，成为后来帝国忧患的根源。洋人自恃兵力强大而肆无忌惮，前日天津法国领事居然索要大沽炮台，无礼到了至极的地步。帝国数千万之义和拳民，皆已奋起效卫国家！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走得太容易了。那时若有一得力之军，截而杀之，帝国实可转败为胜。但至今日，帝国雪耻的时候终于到了！
如此朗朗的强硬之音，回响在勤政殿的殿堂之内，帝国的官员无不肃穆。
慈禧问身边的皇帝：“帝意如何？”
光绪皇帝“迟疑良久”才说：“此乃大事，不敢做主，请太后决断。”
军机大臣赵舒翘上奏：请发上谕，将内地洋人一律杀光，“以免其为外国间谍泄露国内之事。”
慈禧说：“明白通知各使，有愿今晚离京者，即由荣禄送至天津。”
最后，慈禧令：一、准备祭祀太庙；二、将《宣战诏书》传给各省。
召见结束。
至此，中华帝国对各国宣战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除了口号、决心和对胜利的展望之外，帝国没有对军事问题做出任何部署。
这一天，北京城内还发生了两件关于洋人的事：一、清军在街上抓了个洋人，“以刀向之，洋人口中咭咭呱呱，不知所说何语，”带到庄王府邸之后，立即砍了头，此头悬挂在东华门上，可谓真正的“敌首悬于国门”。二、根据端郡王的命令，被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戮其尸，悬于东安门”，但是，被太常寺卿袁昶把尸体“抢走”了，并且“已经棺殓”。有人大骂袁昶，袁昶说：“吾在总理衙门，亲认德使，不忍其暴尸于外。”并且引出中国经典中的一句话：人皆有不忍之心。（《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0
第二天，慈禧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沿途由义和团护送保驾。慈禧对此颇为感动，她对载漪说：“洋人命该绝矣！”
感动的心情还未平复，慈禧接到了南方官员张之洞、刘坤一的电报。张之洞在电报中说：“臣等随时听候朝命，带兵北上御敌。”而刘坤一在电报中却极力主张围剿义和团，并且声称：“苟御外侮，则臣当立即带兵北上；若屠使馆孤立之数洋人，则不愿以堂堂中国之兵队做此用也。”（同上）
正是这一天，荣禄，这个帝国最难以捉摸的官员，给南方各封疆大臣发了一封电报。这是一封口气和观点都万分奇怪的电报，因为荣禄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最坚决的“反战派”。
电报原文同样出自《景善日记》：
尊电敬悉。以一弱国而抵十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战，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臣所惑，轻于一掷可乎？此均不待智者而后知也！上自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欺凌至于极处。今既出此，义和团竟以天之所使为词，区区力陈利害，不能挽回一二。因病不能转动，假内上奏片七次，无以免。力疾出阵，势尤难挽。至诸王、贝勒、群臣、内侍，皆众口一词，谅亦有所闻，不敢赘述也。且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卒中，亦居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万难收拾。虽两宫圣明在上，亦难狃众。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嗣再竭力设法转圜，以图万一之计。始定再总署会晤，亦可稍有转机，而是日又为虎神营兵将德国使臣击毙。从此事局又变，种种情形，千回万转，至难尽述。庆邸仁和，尚有同心，然亦无济于事。区区一死不足惜，是为万世罪人，此心惟天可表。恸恸！本朝深恩厚泽，惟有仰列圣在天之灵耳。时局至此，无可如何，沿江沿海，势必戒严，尚希密为布置，各尽全力。禄泣电复。（《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
《景善日记》，清史笔记大多有收，全篇完整无缺。后人考证，此日记为荣禄伪造，因其内容均是描述荣禄在混乱的局势下如何“力挽狂澜”，如何反对开战主张言和的。如果确系伪造，荣禄的才智可谓千古罕见，帝国官员中竟然有这样一位神谋奇虑者，可惊可叹。而他伪造《景善日记》的目的是给洋人们看，以逃脱罪责。此日记的来由以及如何被洋人们发现，颇有一番故事。
1900年6月21日，中华帝国《宣战诏书》发表。负责起草诏书的人是军机处的一位普通官员连文冲，据说端郡王伪造的那封“洋人照会”也是出自他的手笔，此官员擅长写这样的文字。
《宣战诏书》全文：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谩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既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仰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做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1～132页。）
这真可谓一篇千古奇文。此文从外国人传教直接跳跃到帝国宣战，表明中国人是为了某种信仰遭受欺辱而“忠愤”难耐到了“旷代所无”的程度，不得不“人人敢死”，“执干戈以卫社稷”，至此，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下子辉煌了起来。而“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说得又是“普天臣庶”无不且悲且壮。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彼等”一词，它最为令人魂魄震撼——自从这个世界有战争以来，就有宣战书。各种文字、各种风格和各种样式的宣战书几乎都有文字可查，可世界上再不会有一封宣战书能与大清帝国1900年6月21日发布的《宣战诏书》相提并论了。因为，无论什么样的宣战书，矛头所指的对方都十分明确：某部落、某国家或者某将领，而此《宣战诏书》表示，大清帝国的战争的所指仅仅只有两个字“彼等”。
“彼等”——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的外部世界。“彼”，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中文的意思是泛指与自身相对的其他；而“等”，是帝国汉语中带有蔑视情绪的另一种泛指，指与自身相对的一切。
也就是说，中华帝国要向它面对的整个外部世界宣战了！
一个俘虏的可怕神情
北京城里弥漫着一股怪异的气氛。
城门口大清早就有拉着箱包行李出城的大车，看样子是怕仗打到京城，开始往乡下挪窝了。大车上坐着的少爷姑娘老爷太太们，连同赶车的把式一起，受到了百姓们放肆的嘲笑。所有京城百姓的脸上都是一种蔑视的神态，连在城门洞子里卖刚上市的西瓜的小贩也都朝他们喊：“闹块沙瓤的带着，大太阳天的，路上叫渴可找不到井！”即使是住在皇城根窝棚里的捡破烂的老婆子都知道宣战了，并且大致明白“宣战”这个词是个什么意思，于是，大街小巷酒楼茶馆里，京城平民议论起来都替洋人们担心：看看，我说洋人们是瞎折腾吧？怎么样？老佛爷火了不是？宣战！不是闹拳！武卫军昨儿上去了，炮筒子水缸那么粗！这下子，洋人们真的玩完了！
逃亡的人寥寥无几，都是些“吃过洋饭”的，或者家里曾经有人出过洋的。这些人本来就生活在进京的义和团的阴影之下，都在担心没准儿那一天被抄了家，而得到帝国宣战的消息之后，他们在权衡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后，得出了一种更加不祥的结论，于是决定转移财产离开京城。他们的举动引起绝大多数官员和商人心里暂短的不安。这些人虽然还没有逃亡的念头，但是也没有绝对安全的信心。他们的全部指望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之上：洋人究竟人少力单，无论怎么着，总不至于打到京城里来吧？老佛爷不是也住在这儿么？
帝国政府的《宣战诏书》仅仅在京城里引发了小小的波澜，议论很快就无声无息了，除了东交民巷的炮声依旧在响响停停之外，没有再发生什么新鲜的事。义和团们也似乎没有刚进城时那么咋咋呼呼了，他们大都驻扎在庙宇里或聚集在王公府邸里，不少义和团的农民把手里的大刀扔了，开始做起了小买卖。京城里一切如常。人们看到的是乍雨乍晴的天气格外清朗，市场上的海产还在大量到货，看来京津道上平安无事。新鲜的杏子也上市了，海子里的荷花骨朵已经绽出了粉红。棚铺的伙计们正忙着给大户人家搭过夏天的天棚，今年的棚搭出了新式样，起着脊，上面蹲着吉祥兽，讲究点儿的还有匾额，这边写的是“盛世清和”，那边写的是“普沐天恩”。
但是，细心一点的人还是看出了一点不对头。从甘肃开来的负责攻打使馆的甘军官兵开始在街上闹事了，使馆打不下来，于是开始骚扰百姓，平民和这些回回兵的拉扯争执，成了京城街头新的一景。京城里的戏院和饭馆突然红火起来，人们好像要趁着战争还没有打到京城之前急着把手里的钱都花出去。酒楼门口张灯结彩车水马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