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突然红火起来，人们好像要趁着战争还没有打到京城之前急着把手里的钱都花出去。酒楼门口张灯结彩车水马龙，吃客兴高采烈地互相问候，好像多年不见久别重逢。平民们看到不少王爷没坐轿子来赴宴，据说王府里的轿夫们都“弃业入拳”了，但没发现骑着骡马的王爷们有什么怨言，倒是比平时更和气了一些。于是平民们也花上点银子弄点吃食回家，家人团聚在一起吃顿好的——帝国的都城过年一样。
人心是有一点慌。但是慌什么，没人说得清。于是看上去并不显得慌。
宣战的第三天，1900年6月23日，京城皇城的大门上，突然挂出一颗洋人的头。因为洋人没有辫子，头被装在一只木笼子里。大伙都跑去看。有人说，这个洋人是让董福祥的兵抓住的，砍头之前，在端郡王府前跪了火炼子，洋人叫唤起来的声音狼似的恕？戳搜笕送返谋本┤硕妓担歉鲅笕诉谘肋肿斓哪Ｑ萌硕裥摹＠先嗣腔匾渌担谭崾晷滩康募嗤獯竺派显夜笕说耐罚鞘钡难笕艘彩谴蛱旖蚰潜咚匙旁撕庸吹摹�
据说，慈禧太后赏了抓住这个洋人的甘军士兵500两银子，这个数比庄亲王悬的赏多10倍。
可正是这一天，慈禧一大早起来就遇到了不顺心的事。
董福祥上奏说，使馆已经攻破。慈禧太后登上宫里的高处望，果然看见使馆方向大火熊熊，“以为使馆已毁”。但是，没过多一会儿，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入见，递上一个奏折，是袁昶参劾董福祥的，言：“火起之处非使馆，乃翰林院，甘勇放火焚院，冀火势延烧及于使馆耳。”（《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火是甘军故意放的，说是翰林院和使馆相邻，等火蔓延过去，使馆就会被烧光。慈禧“闻之，大为不怿，斥责董福祥。”气还没消，光绪皇帝就来“告状”，说大阿哥背后把皇上称为“鬼子徒弟”，口气和义和团一样。慈禧大怒，立即命令将大阿哥抽20鞭子。端郡王赶快赶来了，“甚为愤恨，但畏而不敢言。”
都知道太后这几天脾气很大，都小心地侍候着，包括眼看就要达到目的的端郡王载漪。
慈禧和载漪不一样，她是个有心计有头脑的人。在和洋人们翻脸之前，接见公使夫人们的时候，她不但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维多利亚女王，而且还很愿意把自己与她相提并论。她觉得她和英国的女王一样，作为女人而统治着世界上很大的一个国家，这是需要极大的才能的，这实在是莫大的荣耀。
慈禧想的并不为过，她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精明的政治家之一。控制政治家思维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像看守自己的私房钱一样看守自己所掌握的权力。风平浪静的时期，政治家会比任何人都和蔼可亲——过年的时候，慈禧会和王公的福晋们一起包饺子；乞巧节的时候，慈禧还和宫女们一起玩藏针的游戏。冬天，她坐在太监们拉的冰床上，到御河的冰面上嬉戏，把钱币撒在冰面上，让太监们随便去抢，然后看着大伙不断地滑倒，她就慈祥地笑着。内务府大臣世续是个大胖子，他入宫办事的时候，小太监们常把胖子抬起来取乐，慈禧每次看见都温和地说，他年纪大了，你们招呼着，别叫他栽了，那可不是玩的！但是，当自己的权力一旦受到威胁时，帝国的政治家就毫不迟疑，挺身而出，坚决战斗，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把握时机，当机立断，即使需要凶狠残忍也在所不惜。
慈禧是政治家，又是女人。她是普通人家的姑娘，是被皇帝当做玩物选进皇宫的宫女。无论她现在的权力多么大，她所具备的中国普通女人的一切秉性依旧顽固地体现着：虚荣、美容、任性、喜怒无常、养宠物、哭泣和极容易受风言风语的支配。她是政治家和女人的混合物。
25日，宣战后的第四天早上，慈禧起床后刚在用早膳，就听见了外面有人喧哗，这声音在宫内十分罕见，瞬间引起她了的警惕。她命令太监去看看出了什么事，不一会儿太监回来报告：一大早，由端郡王、庄亲王等王公率领六十多名义和团闯进宫里来，说是“寻找二毛子”，此刻正在宁寿宫门外喊叫呢，他们让皇帝出来，说皇帝是洋人鬼子的朋友，义和团们要“杀鬼子徒弟”。慈禧突然起身，大步出门，怒目圆睁，台阶下的王公们和义和团们顿时跪倒一片。慈禧手指着端郡王载漪，大声呵斥他说，你自己觉得是皇帝了吗？我能立你的儿子为大阿哥，就能立刻废了他！你以为当国事混乱的时候，就可以随便胡闹了吗？——“现虽立汝子为大阿哥，顷刻即可废之！”（《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
慈禧立即下旨，罚端郡王一年的俸禄，“以示薄惩”。同时，那个不知深浅而跟随王公们闯进皇宫并且高声叫喊的义和团首领，立即被闻讯赶到的荣禄下令“在外宫门”行刑——一刀就把脑袋砍了下来。
躲在房间里的光绪皇帝战战兢兢地出来了，谢叩太后之仁慈保全了他的性命。
这件事情给慈禧的刺激极大，使她突然意识到她周围政治局势的险恶。一个王爷，居然敢带着一伙明火执仗的农民闯进皇宫要杀皇帝，史无前例。王公和“举事”的农夫们能够公开地杀皇帝，就能够在哪一天对自己下手，载漪的这个近似疯狂的举动说明他已经被取得帝国最高权力的欲火烧得利令智昏了。慈禧立即想到了与各国宣战的事，心里突然弥漫起悔意。这是慈禧首次对宣战的举动感到一些后悔，而这时，正是天津前线的帝国军队与联军杀得昏天黑地的时候。
慈禧立即令荣禄进见，下谕“停止进攻使馆”，同时命令荣禄到使馆去“商议和局”。荣禄带队伍去了使馆，在使馆外面立了个牌子，上面写了“奉旨保护”的字样。于是，东交民巷的枪炮声停止了。
但是，东交民巷的枪炮声仅仅停止了三个小时后，又开始了，原因是，慈禧接到了裕禄的奏折，说天津的清军再一次“大捷”。
没过几天，慈禧又后悔了，这从30日她答复李鸿章反对宣战的奏折的回复上可以看出来。慈禧在批复中不但没有对封疆大臣对帝国的决策表示反对而发怒，反而对宣战举动表示出了“歉悔之意”。就在慈禧给李鸿章写回复的时候，负责进攻使馆的董福祥因为向荣禄借用大炮未果，闯进宫来。——“荣禄所带之武卫军，军械甚富，若用大炮，攻击使馆，则数钟之内，必成灰烬。”然而荣禄就是不借，笑言：“我一天不死，大炮一天不能得。”（《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董福祥在皇宫门口被太监拦截，太监说这已经不是召见的时辰，但是董福祥大喊大叫，说“奏闻太后，甘军统领立请召见。”慈禧闻之“大为不悦”，勉强让他进来，没等董福祥开口，慈禧先说话了，说以为来是奏报使馆已被攻毁的呢。至于大炮，从上个月起董福祥已经奏过十次之多了！董福祥说荣禄借不借大炮是次要的，关键荣禄口出狂言说，就是有老佛爷的旨意，炮也不借，明显有谋反的嫌疑，该杀。话音未落，慈禧大声呵斥董福祥不许再开口，说他原本就是强盗出身，现在目无朝廷，仍一副脱不了的“强盗行径”，最后暗示董福祥，如再这样就要掉脑袋了。
董福祥被骂了出来，半天缓不过神儿。他是在太后最需要军队的时候，主动带兵来北京的，承担了灭洋的重大任务，虽然使馆至今没打下来，可这些日子他确实卖了力气。当时，太后当着皇帝和诸位王公大臣的面拍案而起，大声说道：“我恃董福祥！”——天大的信任啊！天大的荣耀啊！董福祥一直认为自己聪明绝顶，他向太后表示：“旦夕间便可铲除”洋人。可如今怎么宣战了，灭洋更加名正言顺了，自己倒成了“强盗行径”了呢？
董福祥是军人，不是政治家。他原是回民中的“枭雄”，西部的回民曾经大规模地“举事”，这是慈禧骂他是“强盗”的缘由。他后来归顺左宗棠，又带军队去西部镇压回民，于是他官至甘州提督，回民中之前还没有当上帝国如此高官的。他到京之后，慈禧太后多次召见过他，他说：“臣无它能，惟能杀洋人耳。”（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13页。）这句话曾经让慈禧欣喜和感动。刚毅、徐桐等帝国高级官员对他格外赞赏，说“他日强中国者福祥也。”（同上）他本是荣禄的崇拜者，之所以告状，也许他已经意识到：洋人不是那么好打的，将来是什么结局还很难说，而自己正被荣禄等人利用。被慈禧一顿骂之后，董福祥放缓了对使馆的围攻，以至直到联军攻入北京，他的几千官兵也没把仅仅有400洋人据守的使馆占领——“董福祥且屡以使馆尽毁矣，今以二十余日，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骼狼藉，遍于东交民巷口。”（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4页。）虽然最后他还是上了洋人们要求“惩办”的官员名单，但是他跑回西部去了，无论是朝廷还是洋人，竟然都不敢杀他，因为怕回民再次“举事”。慈禧说对了，在朝廷眼里，董福祥也就是一个“强盗”。
7月初，天津前线的帝国军队和各国联军正在老龙头火车站和天津租界混战，在某一时刻，联军真的显露出全线崩溃的迹象，所以裕禄不断派人送至朝廷的“捷报”至少有一小部份是有根据的，但绝大部分却是夸大其辞渲染战果的报告，它们无一不严重地影响了慈禧的判断。于是，她在那些天里所表现出的颠三倒四出尔反尔，使她看上去不像个政治家而更具女人味——刚命令军队加紧对使馆的进攻，紧接着便派人给使馆送慰问品；刚在山西巡抚毓贤的奏折上批示“杀尽洋人，以清乱源而安民生”，又对某些大臣反对进攻使馆的奏折表示赞同；刚表示说她知道事情不是杀几个洋人就能解决的，又说既然洋人反客为主就要让他们看看谁是真主人；刚刚因为在前线战报中看见“斩洋兵数十，缴骆驼两匹”而心情好点，便前呼后拥地到西苑乘船游湖，但船刚行湖上，一声炮响吓了她一跳，原来驻守西华门的帝国近卫军正用大炮支持义和团攻打一个法国教堂。于是她的脸色立即黑了下来，下旨在游湖的时候直到回宫之前，京城内谁也不准开炮，要开炮就离远点儿，不许让她再听见！
阴历的六月初六，虽然不是什么节日，但却是中国人约定俗成的一个特殊的日子。
正值盛暑，天气炎热，物品容易霉烂损坏，而民间传说道，此日晒衣衣不蛀，晒书书不蠹，家畜洗澡不生虱子。于是每年的这一天，按照京城人的老习惯，是晒东西的日子。“老儒破书，贫女敝缦”，均要在强烈的日光下一曝。除了家畜之外，猫狗也要赶到河里洗个澡。女人要在这一天洗发，说是可以使头发保持一年“不腻不垢”。所有的庙宇都在大门口“晾经”。大街上的商家更是大张旗鼓地开晒，皮货铺、估衣铺门口，服装皮货全都挂了出来，展销似的，参观的游人人头攒动，伙计的叫卖声连成一片。喜轿铺把轿围子的绣片、执事旗伞、鼓围子、桌围子以及轿夫们的服装，一律般出来铺在地上，如同民间工艺品展览。店铺的伙计们今天可以不干活，掌柜的还准备有犒劳他们的酒肉，于是敲锣打鼓地表示高兴。
晾晒的传统皇家也不能免俗。皇家档案馆皇史晟在这一天把全部的《列圣实录》、《列圣御制文集》等统统摆在殿外，洋洋大观铺得到处都是金脊大书。在光绪十年之前，皇家仪仗使用大象，大象也被象奴牵出来，这种北方罕见的巨大动物排着队，步履蹒跚地到宣武门外西闸下河去洗澡，京城万人空巷，观者如潮。而皇宫大内里，全部的銮驾，无论辇舆、仪仗，也都被搬出来摆在了皇宫院落的空地上，彩帜神旗、各式法器和八般兵器排列整齐，犹如庆典。
晴空万里，阳光炽烈，满城五颜六色，花红柳绿，只有慈禧的寝宫里潮湿阴暗，犹如她此刻的心情。
无论前线裕禄如何“捷报”不断，但是从其他渠道传来的消息，都是帝国军队失利的内容。经过甲午年间的教训，慈禧知道如果真的开战，帝国恐怕还是凶多吉少。如果这回真的败了，她的统治地位也就结束了。从她内心里讲，义和团能够把洋人们杀光的幻觉依旧没有消失，但是精明的她在清醒的时候，还是“至为窘苦，心中迷惑，已入黑暗之地。”（同上，第169页。）南方封疆大臣们不断来电，毫无例外地不支持政府的决策，其中言辞激烈者以对政局颇具影响力的老臣、两江总督刘坤一为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衅不可开。史书记载刘坤一的电文“言至痛切”，这让慈禧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经过彻夜思考，她突然给各国驻华使节写了一封公开信，说是给各国公使提供一份材料，好让公使们以此向各国外交部“有个交代”，其内容可谓自义和团“起事”以来，对帝国政府立场的陈述以及对帝国宣战的解释，但行文生涩，吞吞吐吐，左闪右躲，含糊其辞，别说当时的各位使节，即使今日闲读，依旧徒生烦乱，不知出自慈禧身边的哪位文吏手笔：
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计所及。该大臣等远隔重洋，无由深悉情形，即不能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特为该大臣等缕晰言之。先是直东两省，由一种乱民，各就村落，练习拳棒，杂以神怪。地方官失于觉察，遂致相煽成风，旬月之间，几于遍地皆是。甚至沿及京城，亦皆视若神奇，翕然附和。遂有桀黠之徒，倡为仇教之说。五月中旬，猝然发难，焚烧教堂，戕杀教民，阖城汹汹，势不可遏。当风声初起之时，各国请调洋兵到京，保护使馆，朝廷以时势颇迫，慨然破格许之，各国通计到京洋兵不下五百，此中国慎重邦交之明证也。各国在京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