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挖到两三棵，
就能盛满我的小菜筐……
优美的旋律似天籁般萦绕在告别室内，牵引着人们沉重的脚步。
我缓缓走向她的遗体。
在向鲜花丛中的逝者三鞠躬后，我轻轻地环绕她走过，注目她安详的遗容。
我看见，她一头染过的乌发油亮而鬈曲，环绕着她端庄、清秀的脸庞，被精心化妆过的脸上，双目微启，似要最后向人们诉说。棱角分明的嘴唇被施了淡淡的口红——颜色一定是她生前常爱用的一种。
我一刹时竟想到，这样一位美貌女性，花甲之年风韵犹存，生前一定喜爱化妆。而从她成年起，被动地由别人为自己化妆，恐怕这是仅有的一次吧！
向死者遗体告别后，我来到灵前右侧的遗属前，向死者遗属握手致哀。
死者的遗属只来了两位：一子一女，来向母亲告别。儿子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身材笔挺；女儿三十多岁，亭亭玉立，面容与母亲十分相似。她的名字叫玉薇，我曾见过她。
在和玉薇握手时，她认出了我，含泪点头。
“谢谢您来为妈妈送行……”
“葬仪安排得很得体，”我宽慰她，“使用青春遗像和朝鲜民间乐曲代替哀乐，恰如其分，妈妈可以放心远行了……”
“谢谢您。这都是按照妈妈生前的喜爱来安排的……”女儿解释道，“遗像是用妈妈最喜欢的一张放大的，‘道拉吉’乐曲也是妈妈临终前常听的……她爱回忆年轻时代……”
玉薇最后的一句像是不经意说起，但却是对我的一个提醒。我握手向她告别，说：
“放心吧，我正在抓紧整理你妈妈的回忆……这不仅仅是对战争的回忆，更是青春回忆，人性回忆……”
离开玉薇后，我在想：玉薇作为女儿，未必知道她的母亲对我开启回忆闸门的不易，更不一定知悉，母亲那道回忆闸门之内的秘密。
当我获得苦夏的电话号码和联系地址后，整整考虑了一个晚上，也踌躇不决：究竟是先给她打电话呢，还是冒昧直接上门求见？显而易见的是，两者都会有遭遇拒绝的危险。
我寄希望于这些文工队员的老首长，由首长引荐好似获取了通行证。遗憾的是，当我给李司令家拨通电话后，得知这位离休的老将军去了江西，好像是为了一个有关红军历史方面的纪念活动。并且，何时返回北京没人能说得准。
最后我决定：先电话联系，不论是否遭到拒绝，都得上门拜访。
我挑选了一个周末的晚上，估计对方在子女返家心情愉快时打去电话——
铃声响过几遍后，一个悦耳的年轻女声从话筒中传来：
“喂，你好，请问找谁呀？”后来我知道接电话的是苦夏的女儿玉薇。
“请问这是辜夏同志家吗？”我说出了苦夏的实名。
“您是哪一位？找我妈妈什么事？”看来，女儿对陌生口音来扰有些奇怪。
也许是害怕直接遭到苦夏的拒绝，我竟一口气把我的姓名职业和采访她母亲的请求，用诚恳的语气快速讲了一遍。
“请等一下——”我听见她放下话筒的声音，接着就听见话筒里传出电视机里的歌声和母女二人的交谈声。
过了一会儿，女儿又来回话了：
“我妈妈说，她前些天听郭伯伯介绍过您。她很希望您能多写写志愿军，不过……”
“那可以采访她吗？”我急着问。
“不过，妈妈说她自己没什么好谈的，她最近身体不好，不愿回忆过去的事……”
“请转告你妈妈，只要见一面，简单回忆一下，用不了多少时间……”我努力想挽回局面。
“实在抱歉，妈妈不同意。”
在我迟疑间，对方已放下了电话。
再次遭拒绝，令我非常失望。不过，我对苦夏的态度可以理解。并且我更加坚信，往往越是难于采访到的东西，价值也越大。
谁愿意轻而易举地将秘密示之于人呢？
一星期后，我抖擞精神，再次披挂上阵。
我决定单刀直人，径直登门拜访。尽管这样做有些不太礼貌，但也只有如此了。
动身去她家的那天，是我特意选的星期日上午她容易在家的时候。早晨离家前，发现外边下开了雨。不大不小的雨很快浇湿了路面。这让我更加高兴：冒雨拜访不是更显出虔诚么？
她的家位于甘家口路东一片住宅楼中。我撑着伞，在楼群中按照楼号打听了两次才找到。
是多层住宅楼，没有电梯。楼外有一片不大的草坪，草坪间散置着几处石凳，还有一处花坛。大概是雨中，楼外还算宁静。
我按照地址上了三层，在右手门口站下，镇静了一下心情，便伸手按响了门铃。
总算没有扑空——片刻，室内响起问话声：
“是哪一位？”
听声音又是她的女儿。脚步声走到门口，停住了。我知道她正在门内从猫眼向外探视。
我很从容地从塑料提袋中取出我出版的一套书，举在面前，向门板上的猫眼说：
“我就是上个星期打过电话的作者，我今天特意来为你妈妈送书，只想送一套我的书……”
大概是看到我一手拿着滴水的雨伞，一手举着书，并且一脸诚恳，门里她的女儿决定开门迎客了。她喊了声：
“妈妈，有客人来啦，找你的——”
门开后，就听见室内飘荡着“道拉吉”的歌声——是卡带录音机播放的。进门过道前边就是一间客厅，一侧组合柜上的录音机正开着。屋外下雨，窗口透进的光线有些暗。
年轻的女儿迎向我，接过我手中的伞。她朝我微笑着，面庞十分美丽。
右侧拐角处的沙发上站起一个妇人，由于过道的遮挡，使我没有立刻见到她。但是，她的女儿马上介绍说：
“这就是我妈妈……”
妇人微笑地凝视着我——之所以称她为妇人，是她确实不像六十多岁的人。她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脸庞清丽而白皙——只有眼角和嘴角的皱纹诉说着她曾历经的沧桑。
她神态从容地请我在沙发上坐。女儿很快沏上茶水。
我一边为自己冒昧登门道歉，一边将我的书恭恭敬敬地置于她面前的茶几上：
“只是送您一套我的书，写的是有关朝鲜战争的，想请您多多指教……”我对她解释道。接下来，我简短地把自己的经历做了介绍。
“谢谢您冒雨送来书，我一定拜读。”她说，“但是我怕不能对你有什么帮助……”
“我听您的老战友介绍，说您在朝鲜有写日记的习惯？”我的话还没说完，就看见她眼里闪出警惕的神色，于是立刻打住话头，递上自己的名片，起身告辞：
“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地址、电话，请多关照吧！”
“再坐坐吧，连茶也没喝一口就走……还下着雨呢……”她一边起身送我，一边挽留，脸上确有歉意。
“有机会的话，以后再拜访您，今天突然打扰，实在不好意思。”
——这次送书后两个多月，时近初冬，我才又给苦夏打去电话，结果令我彻底失望。
是她女儿玉薇接的电话，告诉我，她妈妈早已去了美国！
“是您上次送书后半个多月走的，对，是看我哥哥，他在美国东海岸的巴尔的摩……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回国，总要很久吧……”
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已停止了工作采访。苦夏——我把她作为我最后一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采访对象。现在，这个打算要泡汤了，令我觉得沮丧。这种情绪影响到我的写作欲望，令我很难打起精神，去撰写一部类似材料汇编的纪实作品。
加之年关将近，又有诸多事情打扰，遂将写作计划搁置下来。
接下来，全世界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欢庆将我也带进2000年。
喜悦之后才发现，新的世纪普通人依然不缺少从前的烦恼与疲于奔命。渐渐地，我便将采访苦夏一事遗忘了。
整整一年过后的又一个初秋，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玉薇打来的。她告诉我，已经给我打过几次电话了，都没人接；她说，她妈妈想见我。
“我明天去可以吗？”我连忙问。
“可以，请您直接到医院去，妈妈得了肺癌，住在肿瘤医院……”
——就这样，在北京肿瘤医院东院一间特护病房里，我断断续续倾听了苦夏的回忆。
那时，我曾问她，为什么不早些接受采访？她说，原本不想说，但是，读了我送她的书，觉得我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作者；加之，去年到美国不久，就发现患了肺癌，已是晚期；在美国做了手术，疗养几个月后突然很想回国，吵着让儿子把自己送回北京。
“其实是我知道自己没多少日子了，我想抓紧时间，对你讲述一切，以免把我的故事带人另一个世界……”
当然，我也读了她的赴朝日记。但是，她的讲述比日记更生动，完整。她每日的讲述有两到三个小时，都是根据日记所载勾起的回忆来说给我听。经她的同意，我在笔录的同时，也做了录音——这既是为了保证材料不被遗漏同时也是为了保存
下她的声音。想起在肿瘤医院，面对仰在床上的她，望着她因肺癌而显得潮红的脸，因回忆而显得激动的双眸，听着她那娓娓道来的柔和的女性声音，真令我奇怪，一个六十多岁的病体沉疴的女人竟会有如此年轻而温柔动人的嗓音。
我在肿瘤医院病房的采访用了将近半个月时间。其间，我也没忘记同她的女儿玉薇就我与苦夏的合作一事拟定了一份详细的有关版权方面的合同。按照合同我将在书中隐去所有当事者的真实姓名。
采访结束的那天下午最令我难忘：她结束讲述后，长吁一口气，将头微微后仰。那时，夕照的光芒从窗口射进，映在她床头盛开的一束康乃馨花瓣上。她的脸朝向鲜花凝视许久，轻吐一句：
“完了……总算讲完了……”
在我辞别将要离去时，她伸出白皙的右手，但无力抬起，手掌心朝上，微微抖动着。
我上前握住她的手，感到她柔软的手指正在颤栗。她与我凝视，轻轻说：
“这个世界，现在只有你，对我知道得最多……我对孩子也没讲过……”
我握着她的手，一时无言对答。
“我走的时候，你来送我吧？”她喃喃道。
“一定。”我直视她双目，郑重承诺。
……握别玉薇后，我再次回头注视苦夏的遗容，再次鞠躬，尔后步出告别室。那时，“道拉吉”的乐曲还在我耳畔飘荡。
我脚步匆匆穿越吊唁的人们，疾步走出八宝山公墓大门。地铁站旁，人们出出进进。卖报的小伙子在高声叫卖。一旁的烤炉上，小贩翻捡着烤熟的地瓜……生活在照旧进行，人们并不在意附近的墓园此刻又送走了什么人。然而回首看去，八宝
山墓园上空，一缕淡淡的青烟向空中袅袅飘升，那或许是苦夏的灵魂飞离了人间？
我知道，阳光灿烂的天空中，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我。
当天晚上，在书房里，我再一次打开录音机。磁带无声转动，扩音器里响起了苦夏生前娓娓的诉说。
第一章
那新缝制的例假带儿和妈妈临行的嘱咐，都是我以后遭遇麻烦的最早预兆
我离家参军是1950年。年底，11月里。那一年我17岁，虚岁；要按周岁，才刚刚16岁。
一个女孩子，16岁——按现在文艺作品的叫法，是少女的花季。
花季的少女，便到了拿枪动炮的军队，好像不太合适。不过在解放初期，能参加人民解放军，真的是好多青年男女求之不得的好事。
和有些偷偷从家里出走，参加革命队伍的女孩子不同，我是经父母同意离家参军的，而且是我母亲把我送上火车的。
还有，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在土改后，被划定为地主兼资本家。
我记得离开家的那天早晨。我母亲和我家老佣人蔺妈陪我去向父亲告别。走进里屋父亲卧榻旁，久病的父亲睁眼望着我。屋里光线很暗，飘着一股中草药气味儿和隔夜卧室的混浊气味儿。
我注意到，父亲明显瘦多了，脸色发青。他深陷的眼眶里眼球在缓缓地转动，溢出泪水。
“爸，我走了。”我轻声向父亲告别。
父亲在枕上的头微微欠了欠，算是点了头。
“爸，有我妈和蔺妈照顾您，您多保重，按时吃药，养好病，还能再做事……”我安慰着父亲。
父亲伸出枯瘦的手，颤抖抖的。我上前握住他的手，觉得冰凉。
“小夏，你……”父亲开口道，“你还小呀……还小哇……”父亲感叹着，“离开了家，离开了爸爸，多小心呵……”
父亲喉咙咕噜了一阵，有些喘不上气。
离开父亲的时候，我注意到父亲的目光追着我，凝视着我，充满慈祥……那一刻，我心中起了一股异样的感觉。以后才知道，父亲的目光是在与爱女诀别。而我当时，急于像一只出笼的鸟儿飞向蓝天，没有在意病人膏盲的父亲，不知道这次离
去就将永别。
那时候，随着年龄渐长，我已大概知道了我的家世。
我出生在宣化城，并在这里成长到16岁。离家参军前，我在宣化女中读书。
宣化是个小地方，它地处京西居庸关外几百里。是一座古城。
明清时叫宣化府。民国时是察哈尔省的宣化市。现在属河北省张家口市。按说宣化城距北京不远，又有中国人自己最早建设的一条京张铁路经过，但是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这里还是距北京非常遥远的一处小城。
小城是古色古香的。记忆中，那高高的古牌楼，夕阳里乌鹊飞绕的钟楼、鼓楼，雄伟的南门楼，完整的夯土古城墙，热闹的米市街、牌楼南街、北街……小时候，我和街坊伙伴儿在古楼边的空场玩跳房子，到北门外山坡上去摘酸枣儿……我在小
城出生长大，我把这里看作我的故乡。
但我的父亲告诉我，我的老家在北京。从宣化往东几百里，过了八达岭居庸关，就是北京。那边一处乡下，是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家。
记得我小时候，父亲一年里，总要去北京一趟，大都是去看看双亲，也捎带进点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