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小时候，父亲一年里，总要去北京一趟，大都是去看看双亲，也捎带进点货物之类。我母亲双亲去世早，她倒没怎么往北京跑。后来我长大后，父亲往北京走动越来越少。大约是他双亲陆续辞世，他也就懒得走动了。
父亲姓辜，早年在京城经营首饰行。在城东乡下由父母操办成了亲。而我母亲是父亲在城里经商时娶的二房太太。很可能是因为家庭矛盾，父亲后来把京城的买卖盘了出去，用一部分款项在老家置了一百亩地，用来供养乡下的妻子，另一些款
项则带到宣化开了买卖，并把我的母亲也从北京接来，从此在宣化又安了家。
据我母亲说，我出生的日子正赶上立夏那天，父亲就给我取名为一个单字：夏。由于姓辜，就叫辜夏。而父母从小叫我小夏。
我妈和佣人蔺妈都说，我起小有个毛病：苦夏。就是说，一到夏天，就怕热，吃不好，睡不好，准要瘦几斤肉下去。后来到了部队，大家也都知道了我的毛病，干脆把我的名字辜夏，就叫成了苦夏。
从小，父亲很疼爱我。记得吃饭时，他常常给我一小口一小口喂饭，很耐心。那时候，父亲在宣化的买卖经营得不错，有一家金银首饰行，一家茶庄，一家绸缎铺。还买了几亩地的一个葡萄园子，此外还置了百十亩旱地。财产不算多，也不算
少。到解放后土改定成份时，地主兼资本家的帽子是躲不掉的。
可是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不像一个压迫剥削人的资本家。那时候伙计们叫他是“掌柜的”，可是，我倒常见他在茶庄门口迎送客人，在绸缎铺柜台用大尺子量布，到金银首饰店后边的作坊里还烧蚶锅呢！说实话，他也就是穿的比伙计们体面些，
好像长年头上不离个瓜皮帽。吃的和柜上伙计也差不多。整年操劳着跑前跑后，倒真像一个管事多些的大伙计。给我印象深些的是，夜里，他常戴着花镜，在灯下打算盘记账。一把很精致的红木珠子袖珍算盘，被他两手常年拨拉来拨拉去，一颗颗
算盘珠子像玛瑙似的透着油亮！这也许是他处心积虑盘剥别人的特殊之处。
不过，一解放，父亲发家致富的梦想被彻底粉碎了。他却不能顺应形势，调整心态，成天长吁短叹。这恐怕就是导致他过早离开人世的原因。
1948年12月上旬，据说解放军已开始攻打张家口。一天下午，我们宣化女中还在上课，忽然被紧急摇铃叫停。大家走出教室，在操场汇集。校方和几个县政府人员给大家讲话，说县政府要求校方教职员工和学生跟国军271 师向张家口撤退。
“听说张家口早被包围了！”
“我们不去！我们是学生，不是军队！”
“谁负责我们的安全？！”
不少教师和学生相互叫喊，操场上乱成一团！
“你们听好了：你们是党国的人才，共军来了要杀你们的头！你们不跟国军走，没人负责你们的安全！”一个胖胖的露金牙的县政府官员威胁地喊叫。
半个小时后，不少学生收拾了东西，跟着逃跑的师生队伍涌出了校门。
在经过西大街，快到西门口时，看见一队国民党军队跑步经过，街上行人匆匆往来，店家纷纷上了门板。
“小夏，你去哪儿！”一个人喊我。
我惊慌中扭头，看见是我家茶庄的一个伙计正喊我。
“跟学校撤退！”我回答道。
“兵荒马乱的，你瞎跑啥？学校不上课，就不是学校了，快回家去吧！”伙计劝我。
“不行呀……”我为难道，“都让跟着走呢……”
“回家吧，你妈病了，正让我抓药呢，快去看看吧！”伙计上前拉住我，不由分说把我从队伍里拽出来。
真应该感激这个伙计。他好像姓郑，人们叫他郑三儿。不过几个月后，郑三儿也离开了我父亲的茶庄。多亏那次郑三儿救了我，后来才知道，被胁迫跟随国民党守军撤走的宣化师范和一中、女中的学生们以及一些政府机关职员们，不少人都在国民党守军被歼灭时，死于战火中。
就在我被郑三儿截回家中的当天，宣化城就解放了。那时候，我记得我依傍着父亲站在我家的首饰店铺外，眺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穿黄色军装配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人，我感到新鲜，好奇，一点也没有害怕。不过父亲却一个劲儿小声嘟囔：
“改朝换代了！改朝换代了！”
记得街头有人贴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标语，而鼓楼青砖墙上，也贴上了新写的布告。布告的内容有一条：凡是私人资本经营的商店买卖一律可照常营业，并受新生政权的保护。
规定虽然有，但生意却渐渐不好做。父亲不愧是个商人，嗅觉灵敏。解放宣化还不到一个月，他就发现金银首饰店开不下去了：一解放，人们都不时兴穿金戴银的了，戒指、项链、耳环之类已失去了主顾。相应地，买绸缎的人少了。只剩下茶庄还可维持。
紧跟着，土地改革开始了。父亲在南门外乡下有一百多亩地，算个小地主。有一天，他被乡下贫农协会叫去陪斗，斗争一户姓姚的大地主。早上走的，天擦黑才被放回来，一进家门就瘫坐在太师椅上。那时我正在家，看见他脸色惨白，双目惊恐似一只受伤的老羊。
蔺妈为他倒茶。妈妈上前给他揩拭脸上的灰土和汗迹。
呆了半晌，父亲才缓过神来，呆愣愣地自言自语道：
“砸死啦！砸死啦！”
“砸死谁啦？”妈妈追问。
“姚老头……”父亲说，“斗地主斗呗，拿石头砸，砸你就砸头，一石头拍死算了吧，他先砸脚，脚砸烂了再砸腿……最后才砸头，砸成一滩烂肉酱！”“他是恶霸地主，肯定害不少人！”我说。
“瞎……”父亲叹了一声，再没言语。
到1949年3 月，土改算是完成了。父亲置下的一百多亩旱地和两亩葡萄园都被分了，只给父亲留下六亩沙石地，据说是因为父亲城里有买卖，所以地要比别人少分些。
在土改进行之时，父亲就把金银首饰店和绸缎店关了，把茶庄盘给了别人。那时候，我家在东门内的大宅也给贫农协会占了，我们一家被赶出。父亲便把原绸缎店当作住宅，安顿下一家老小和蔺妈。因为这里临街，靠鼓楼闹市。父亲把绸缎店
用隔扇隔开几间，把最外边的一间用作一个小店，摆了些香烟火柴之类，赚些零用钱，养家度日。
刚刚安定下几天，父亲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北京乡下来信，说那边也要开始土地改革，父亲以前购置的一百亩地虽是为养前妻的，但毕竟在他的名下。前妻来信，说当地土改工作组要他回京参加土改，如拒不来参加土改，后果自负。
接信的当时，父亲就两眼发直，咕咚一下栽倒在地！
从此，父亲一病不起。
按照父亲示意，我代父亲给北京乡下写了回信，说明父亲的病情，请求当地工作组原谅。至于土地如何处置分配，全凭工作组安排。地契在父亲前妻处，他本人同意交出。
信寄出后，我们提心吊胆地等待回音。父亲尤其紧张，大约是怕被弄到北京城东乡下挨斗，记得他躺在病床上，常常叹气：
“唉，早知如此，还不如像郑三儿的爹呢——抽大烟把家抽败了，土改划成份倒划了个贫农……唉，早知如此……”
父亲是叹惜自己操劳一生辛辛苦苦，到头来命运跟着时运变，两手空空不说，一生的事业最后等于零。
还好，几个月后，北京方面回了信，说是人病了就不必来了，土地已经大部分掉，只给前妻留下十几亩。
到此，父亲对北京老家乡下，已经断绝了全部联系。他在北京的田产没有了，在宣化的田产也没有了，经营许多年的店铺也关了。只剩下一具衰病的身子。这时候，他其实最放心不下的是我，他惟一的女儿。而时间，也已经到了1950年11月间。
那时候，宣化女中早已复课。但我当时心思早已不在功课上。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和美国军队作战的消息像一颗炸弹爆炸，使人们震惊不已。记得当时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社论，标题是：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我们高声朗读这篇社论，高呼口号，上街游行，签名表决心，捐款…
…我感觉自己被卷入一股潮流中，身不由己，整日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中。
但是不久，我就遭受了歧视性打击：当军事干校要招生时，女中许多学生报名，我当然也积极要求。但在交报名表时，学生会一位同学瞥了我一眼，随手把我的报名表扔到一边：
“你，辜夏，不行！”
“我怎么不行？体检我合格了……”
“你是什么家庭成份？地主资本家！怎么能到军事干校呢！”
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处于怎样一种羞辱之中！在同学们众目睽睽之下，我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从此我再没去学校。
父母问我为啥不去学校，我就说，不想上了。但是，细心的母亲发现我时常暗自垂泪，便追问我缘由，当然，即使后来父母都知道了我辍学的原因，除了叹惜外，也无能为力。父亲甚至感到歉疚。有一次他对我说：
“小夏，爸对不起你……不过，这也没办法，这是命哇。咱就不当军官了吧，当老百姓好，混个安稳饭吃……”
可以想像，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女儿前途遭遇的绝境，当事情有了重大转机之时，父母该会为我如何高兴！女儿遂愿了。等于父母也遂愿了。父母亲真是一心为女儿好，哪里想到，即使是女兵，到了军队，也难免上战场，难免伤残，难免生生死死的遭遇呢？
——那是我家佣人蔺妈回乡下一个星期后，返回我家的时候，正是傍晚我们一家人正在围桌吃饭。父亲被搀到桌边，强撑着坐在凳子上，喝着小米稀粥。我呢，掰了一块窝窝头扔到嘴里却咽不下去，没完没了地嚼着。这时候，敲门声响起。
“是蔺妈回来了！”母亲说着前去开门。
蔺妈跨进门来，扛着一个篮子，篮子里盛着从乡下带来的一点干菜和几个鸡蛋。
蔺妈放下篮子，直起身来，摘下头上的驼色头巾，我看见，蔺妈一脸笑容！
“你笑啥？”母亲问道，觉得诧异。
“小夏，”蔺妈笑眯眯地对我说，“你不是想当解放军吗？可有办法啦！”
接下来，蔺妈便把这个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宣布了——
原来，她回到乡下，正巧遇到她哥哥的儿子——她的侄子回乡探亲！
“我侄子叫蔺有亮，早就参加了八路军，说是当了营长！挎着盒子枪！我问他，能不能往部队上带个女兵参军，他说谁？我告他谁。他问识字不？我说，人家上女中哩！他点头说：行厂蔺妈兴高采烈地述说。
“他说行？”我惊喜地追问。
“他说行！”蔺妈再次肯定道。
我看见父亲和母亲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甚至感激地直向蔺妈点头。
“那啥时候走？”我追问。
“七天八天，他离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一道去！”蔺妈征询的眼光望着我的父母。
这时候，我发现父亲和母亲的表情开始僵滞了——笑容渐渐消失，代之以极为复杂的情感。大约是看到行期如此之近，又不忍与爱女别离吧！
“是参加啥部队？小夏去了干啥？”母亲开始发问了。
“他问小夏漂亮不？我说跟一朵花儿似的，又有文化。他说，部队就缺有文化又漂亮的女青年，当文化教员，还有什么文工队……”蔺妈详细介绍着。
“啥叫文工队？”母亲问。
“就是演出文艺节目的，吹拉弹唱呗！”我见蔺妈张口说不上，赶紧回答。
“那不是戏子嘛？”父亲开口了。
“爸，你还是封建老脑筋！”我嗔怪道，“那是文化工作，所以叫文工队！”
“不会上朝鲜跟美国人打仗吧？”父亲最担心的事就是这个。
蔺妈迟疑了一下，说：
“我问有亮了，他说部队想上朝鲜，还怕轮不上呢！再说，就是打仗，也轮不着这些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呀！你说是不，掌柜的？”
父亲低头不吭气了。
“爸，妈，”我下决心说道，“你们让我去吧，我到了队伍上，就成了人民解放军，也算参加了革命！那你们的身份就变了，成了革命军属，以后日子就会好过些……”
事不宜迟——匆促做了决定后，母亲和蔺妈开始为我匆忙做上路的准备：打点些衣物、鞋袜。母亲想为我找旧衣服改一件当时流行的列宁服，但先是找不到样子，后来借到了样子又觉得绸料不合适，换了一块旧布料裁了又不合适，最后还是让我穿了一件黑地碎红花的棉袍离了家。
临行前的那天夜里，母亲和蔺妈为我赶缝了几个新的月经带儿，用布缝成长条形口袋状，开口处用一根别针别上，用的时候，可以填进些干净的草木灰，可以吸湿；用过后可以清洗后反复使用。母亲把几个月经带塞到我的包袱里时，我还嫌多，
但蔺妈说，你成大姑娘了，带上吧，别嫌多！妈妈还悄悄叮嘱我，到了部队上，见到合适的军官，就找一个吧，要找人品好的，妈不在跟前，你自己小心拿主意……把我说得红了脸，还嗔怪母亲：人家是去参军，您老说这些干啥？现在想来，那新
缝制的例假带儿和妈妈临别的嘱咐，都是我以后遭遇麻烦的最早预兆！
那天晚上，父亲让母亲把我叫到他床前。他欠身用哆嗦的手从枕下摸出两个金戒指和六块银元，用一块绢纱包着托给我——
“带上吧，这是爸的存货”。父亲深情地说，“也许用得着……”
我坚辞不带。
“到部队吃穿都是公家供给，用不着！”
“你爸给你嘛，你就拿着吧！”母亲说。
在母亲和蔺妈劝说下，我只拿了两枚戒指，留做纪念。因为两枚戒指一枚是母亲戴过的，一枚是父亲戴过的。母亲戴过的那枚镶着红玛瑙，父亲戴过的那枚镶着一块指甲盖大的翡翠。两枚戒指都是父亲的首饰行作坊自己打制的，而且是父亲精心制作的手工。
现在回想起来，50年前，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