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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伊独断专行、自我膨胀，为了自己的事情而冷酷无情。她常让别人感到忍无可忍而发怒，但看到这种结果，她自己还感到很惊奇，很受伤害。然而，她又能非常大度，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属于她的东西，她却能不为所动。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费伊多年的一位密友向她透露，自己有过一段无力了断，但对自身极具破坏性的爱情。而费伊认为任何人都有能力拒绝他不喜欢的事情，所以她称这位密友为“失败者”，不敢去追求美好的东西。费伊对别人的事情如此不敏感，有时几乎接近于无情无义，自然得罪了不少人，但费伊却认为人们都对自己不好，这种思维甚至发展成为一种病态的担忧，以至于她在办公室同陌生人常发生冲突。一个停车场管理员的指责能对她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费伊身上的激进主义是那样的自然，以致人们可能认为她生来就穿着红色尿布，或至少是一个纽约人，把左派政治活动当作一种常规训练。事实上，她的家庭是保守的普通中产阶级，是犹太人，三代世居加利福尼亚州，他们有虔诚的信仰，但从不张扬。 因为家庭地位及其犹太文化的原因，她只通过间接方式表达不满，进行反抗，最后通过政治途径表达自己。
费伊的父亲，山姆·亚伯拉罕是一个沉默的人，对人生的机遇和灾难有固执的理解，他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不是男孩显然极为失望。费伊总是认为她的小妹妹丽赛更靓丽，更成功，因而取得非凡的成就似乎成了她惟一的出路。她的母亲也想迫使她更成功，这在后来增强了费伊的反叛性。费伊3岁的时候，母亲就开始让她学钢琴，常常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为了防止费伊晚上睡觉时吃手指头——这会毁掉她的音乐职业，于是在她睡觉时，母亲用绳子捆住其双手。费伊要按母亲的要求穿难以忍受的矫形袜子，并不是她的脚有问题，只是母亲想让她在以后的生活中有一双漂亮的脚。费伊还要戴上令人厌恶的牙齿矫正器，是因为母亲想让她日后能有一个迷人的笑脸。甚至当费伊受枪击后，在医院接受重伤治疗时，她仍抱怨母亲对其前额的抚摸太粗暴，不是要安慰她，而是要驯服她的头发。
费伊9岁时，她家从旧金山搬到了伯克利。她成了一名伯克利人，这个称谓主要来源于思想观点，而不是地理范围。伯克利大学的政治、文化自由主义从学校向校外社区扩散，她被深深地感染了，这种情感最终导致她新左派思想的产生。朋友们记得，她抱怨自己“被钢琴奴役”，尽管她已经弹得很不错了，可以同旧金山的名人同台演出，在14岁时就可以演奏《国王》了。她孤独、烦躁、轻浮、没耐心，急于越过模糊不清的青少年时期，直抵成年人的权利和责任。为了同其他熟人竞争伯克利高中女生联谊会的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并可能是反犹太主义的，费伊同教友派的人一起在郊区度过了一个周末。那个社区里道路破败不堪，碎纸片随处飞扬，是黑人贫民的居住区，是一个能让人真正看到灵魂的地方。
她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女孩，但似乎又比青少年偶尔的无政府主义多了点什么。有时，她会把《时代》杂志压在音乐书下，阅读有关国际政治的封面文章。有时，她会在周末同女友一道搭公共汽车去旧金山，花一整天时间参观金门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斯坦哈特海洋馆。她跑进走廊里，打开每一扇标有“私人拥有”的房门。在她停止学习钢琴之前，她已经违背父母的意愿，去当地卫公理教堂为星期天祷告演奏，虽然她在演奏基督教圣歌的当中，夹杂了几首酒吧里的流行曲。
一个激进主义者的安魂曲直觉式的感知
她意识到了自己的欲望和感情，这是直觉式的感知，而不是逻辑推理。文蒂·麦尔默，费伊最要好的高中同学之一，记得当时很忌妒她。她坐在长凳上等公共汽车时，拿出四五页纸，字体漂亮，上面写着她内心深处的感想。当费伊进入俄勒冈的里德大学时，她决定学习文学，这是一所自由主义的艺术学府，以反对权威、崇尚改革而闻名。但是，在大学二年级和三年级之间，她去墨西哥参加一个卫公理会的活动，帮助那里的农民抵抗伤寒病，这次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目标。大学四年级时，她转学到了伯克利，学习法学预科，与杨·李·凯利同住一屋，她是后来伯克利城市协会中激进派的重要一员。杨那时叫贝蒂·李，是一对中国农民移民夫妇的女儿。费伊发现这个人很有趣，她们俩进行了长谈，不仅谈论种族主义，还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等。“费伊当时已经开始关注大的问题。”杨回忆。
后来，费伊去芝加哥大学学法律，师从默尔考·夏普，他曾写过一本关于罗森伯格斯的书。他邀请费伊帮助他处理一个诉讼案件，被代理人是莫顿·索贝尔，是一个著名的核间谍案中的第三方。当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来看她，要求外出观光时，她带他们去贫民区散步。她对当时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感兴趣，这些活动带有浓厚的麦卡锡主义气息。在同全国律师工会（总检察长不久前称此为“共产党阵线”）的学生分会成员见面后，费伊径直找到该团体的主席马文·斯坦德，讨论她去墨西哥参加卫公理会活动的经历。经过三个月的恋爱后，他们结婚了，这桩婚姻被称为是为了受压迫者利益的合资企业。
60年代，费伊重返伯克利，她和马文发现那里的政治气候比较适合他们的理念生存。这时，费伊28岁，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是男孩，叫尼尔，一个是女孩，叫奥格兰。费伊充满活力，喜欢变化，对一切自由主义和左派的东西都感兴趣。除了业余时间为查理士·凯瑞领导的一家左派律师事务所工作外，她、马文与其他三位律师一起创立了“正义协会”。作为后来“法律集体”的先行者，该协会是“一切正义事情的保护伞”，工作包括帮助当时尚不知名的图莱县负责人，替西海岸受农场主歧视的黑人打官司。费伊参加了一切工作，从法律援助到“军事母亲”活动。
贝蒂·安·布鲁诺当时是一家电视台的记者，那时认识了费伊。布鲁诺在照看孩子的问题上有了麻烦，通过传统的渠道求救无效后，受“别去碰瓶子，去拿电话”这句口号的感染，她打通了这个称为“匿名母亲”组织的电话，费伊在电话的另一端。“那是她家里的电话，她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可能也是惟一的工作人员，她问了我的困难是什么，帮我出了不少主意。只要是我需要，她就同我交谈，我想谈多长时间就谈多长时间，看起来她把自己完全贡献出来了。这件事对我来说，简直难以置信，我只不过是一个有了麻烦的陌生女人，而她却愿帮我。”后来，她们两人成了朋友。当时的法律禁止父亲进入加利福尼亚的产房，费伊出来反对这个法律。布鲁诺的丈夫也是律师，他加入了费伊的行列，最终他们促使这条法律得以修改。
费伊似乎可以立即出现在任何地方。但是，在她的性格中存在着缺陷，那就是烦躁，或者是一种没有章法的摸索，这表明她不会满足于普通生活。那段时期的一位朋友说：“她的雄心大得出奇，马文和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我记得有一天晚上，马文和她参加完一个政治活动，我们三人在她家的公寓里，她对晚上见到的人及这种关系将给她带来什么充满了激情。马文和我对她精于算计的野心十分反感，我们不止一次地为发生在她身上的这种事面面相觑。”
安·金哲，费伊一生的职业朋友，梅凯·约翰研究所的负责人，说：“她一直在找一件有意义的事，其意义大于她所能挣的钱，大于她所能建立的法律原则。她想让自己的生活有意义，因而当她的被代理人不具备她所要求的这种意义时，她便赋予他们这种意义。”作家格雷戈里·阿姆斯顿，后来曾与费伊共同在乔治·杰克逊辩护委员会工作，同意这种看法：“像当年的其他左派人士一样，她非常饥渴，总在寻找一个伟大的梦想，并准备为之贡献一切。”
60年代的民权运动，既为她实践自己的理想提供了舞台，也帮助她找到了公众支持。以“正义协会”为政治基础，她渐渐成为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西海岸朋友”运动的灵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是“学生非暴力合作委员会”的简称，是一个对小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改革主义失去了耐心的激进民权运动组织）。费伊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组织捐款和义演。在逾越节，像在此次运动中的其他犹太人一样，她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成员们组织静坐，这个活动把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同犹太人出埃及联系在一起。在1964年和1965年，费伊去南部为“密西西比夏季项目”工作，花了相当大精力，帮助密西西比民主自由党挑战民主党。
罪犯与警察太多的毒品
在他当便衣警察的岁月里，史蒂夫·博斯哈德经常能碰上艾丽斯·索撒尔，街上的人叫她“洛基”。她面色苍白、金发碧眼，由于与太多的男人鬼混，吸食了太多的毒品，又经常被送进监狱，所以看上去很惨。她虽然只有32岁，但看起来更像是50岁。博斯哈德在得知她的死讯后并不感到意外和特别悲伤，但是情况又使他感到有些异常——她当时去医院是为了给肩膀上的脓肿做个小手术，从病房里出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后来却突然昏了过去，第二天就死了。另外，真正引起他的兴趣的是尸体解剖发现死者体内有过量的氨基丙胺，而病房里旁边床上的一位病入膏肓的妇女使院方相信，曾有一个黑人男子来过，并给死者带来些药物。那名男子被确认是卢瑟·布鲁克，博斯哈德知道这是件谋杀案。
其后几天中，这位金发碧眼、留着长胡子的警官穿了一身街上人常穿的那种衣服，和他的那些与地下毒品贩子和吸毒者有关系的线人们进行联络。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曾抓捕过上千人，因为表现英勇而荣获勋章，市议会的议员们还为他写过推荐信。他知道局里把他视为好警察，他也在罪犯当中树立了威名。他为这样的现实感到滑稽：最终为他的职业下定论的不是他的成就，而是近二十年中与卢瑟·布鲁克纠缠在一起的命运。他们之间的差异巨大：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一个是警察，一个是罪犯；一个有家庭，一个东游西荡。但是他们被环境捆在一起，博斯哈德把这种环境称为“报应”。许多年后，他们似乎还停留在60年代，对他们来说，对方就像是一面镜子，而自己则害怕在其中看到自己。
〖1〗0〖2〗破坏性的一代〖4〗〖3〗第三章罪犯与警察〖4〗0大约一周之后，刚刚凌晨3点他就在家中被局里的一个人叫醒，告诉他卢瑟正在长滩的一个付费电话旁等着跟他说话。当博斯哈德拨通电话开始通话时，他妻子突然坐起来，后来她抱怨说当时她还以为有个黑人爬到了他的床上。
“嘿，罗密欧！出了什么事，伙计？你好吗？”
“挺好。”卢瑟平淡地说，“我听说你在打听我。”
“是的，我的朋友被杀了，伙计。”
“那怎么了？”
“所以他们要你来谈谈洛基被谋杀的事。”
“谋杀？”
“正是。”
“好吧，史蒂夫。让我跟你说。第一，洛基不是被谋杀的；第二，她是我的老情人，你们这帮人讨厌她；第三，她确实不再喜欢我了；第四，我不跟警察说话，对你也一样。”
“听着，伙计，就是来谈谈。”博斯哈德等着对方回答，听到对方不说话，又说，“情况是，如果你不来谈谈，问题会更糟。”
“听着，史蒂夫，”卢瑟拉长了声音强调说，“你明天早上在队里开会的时候替我告诉他们，我能在晚上把一个警察的脑袋咬掉，早餐的时候仍旧能空着肚子去吃饭。”
“好吧，伙计，如果你想那样的话。”
“这正是我想要的。”
挂上电话后，博斯哈德躺下，暗自想着他以前曾有过的一个想法：他和卢瑟都是一种人，很容易接受对方。
卢瑟也清楚地记得他们见面的那一天，那是他进监狱以前很长时间的事。那时他还有头发，生活还充满可能。那是1964年3月22日，是他17岁生日的第二天，他正在报名应征海军陆战队。在他旁边，是一个瘦削的白人小伙子，脖子上有一块胎记。他就是博斯哈德，因为姓名的字母顺序他们站在了一起。
“你好吗？”卢瑟记得史蒂夫对他说，“你害怕吗？”
卢瑟说不，虽然实际上他很害怕。
他们几乎同时填完表格，拿了序列号，两个号码只差一个数，2095724和2095725。他们在奥克兰陆军服务站简单地吃了午饭，然后坐飞机前往新兵训练基地。
在前往圣迭戈的路程当中，他们相互谈论了自己的生活情况。史蒂夫18岁，家中有两个孩子，他出生在空军家庭中，是个淘气的孩子，在上完12年级前转过19个学校，能够很快地结交和抛弃朋友。13岁的时候，他当空军中校的父亲得了癌症而生命垂危，在几个月内体重从185磅降到了只有70磅，轻到小小年纪的史蒂夫在最后都能把他抱出医院。在父亲去世前，史蒂夫曾想当一名牧师，但看到一个好人无端承受痛苦，他放弃了对仁慈的上帝的信仰。
他的父亲总是说打仗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扔下炸弹，然后回家躺在干净的床单上睡觉。所以从圣法雷尔高中毕业后，史蒂夫参加了空军学院的考试。但父亲的去世使他失去了入学的门路。自从父亲去世后，他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认为自己活不过21岁，他觉得海军陆战队是个不错的归宿。
卢瑟说“命运”是白人用的语言，他相信选择。他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老大，在旧金山的菲尔莫尔区长大。他的母亲是个美容师，父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