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瑟说“命运”是白人用的语言，他相信选择。他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老大，在旧金山的菲尔莫尔区长大。他的母亲是个美容师，父亲是母亲五个丈夫中的一个，喜欢喝酒，有一次在外寻欢作乐两年多。起初，卢瑟在学校表现不错，跳级升到四年级。但是随后他卷进了街头生活。他成为一个名为“埃及之鹰”的团伙的头目，打架成了他成长经历中的主要内容。另一件事是恋爱。在15岁以前他已经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为此在街上得到了个名字叫“罗密欧”。他母亲把家搬到帕洛奥托，在那儿，他是卡布里高中仅有的16个黑人学生中的一个。他没有向种族偏见屈服，他选择打架。一次他把一个白人学生打晕，那个学生的父母威胁要起诉，为了不让他母亲出庭，卢瑟决定参加陆战队。他选择陆战队是因为它是最好的组织，而他自己也想成为最好的。
罪犯与警察飞往旧金山
当他们到达了新兵营，史蒂夫和卢瑟被分到了一个排。卢瑟当了排长。史蒂夫服从他的指挥，并且与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有人因为卢瑟的肤色而欺负他的时候，史蒂夫给了那家伙一顿鞭子。后来卢瑟也报答了史蒂夫，当几个黑人士兵谋划着与史蒂夫打架的时候，卢瑟向他们提出了警告。有时在晚饭后，史蒂夫和卢瑟会到训练场上转转，他们坐在地上，看着天上的飞机飞过。“想想它是不是飞往旧金山”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会说，另一个接着就列举出一大堆在那个城市里能做的好玩的事。
博斯哈德的母亲参加了新兵营的毕业典礼，布鲁克太太和她最小的女儿蒙娜丽莎也来了。典礼之后，两家人聚到一起，史蒂夫和卢瑟相互搭着肩，有位亲戚把镜头对准他们，捕捉到这个画面，两个不同肤色的年轻人准备出发。卢瑟被分配去当步兵，派往直升机部队接受电报打字训练。史蒂夫虽然也想去干这个活，但被陆战队负责人事的部门莫名其妙地留在了新兵营从事一项电子项目，他们俩说好保持联系。
1965年春天的空气中有一种盼望的气氛。这不仅是因为军队里大家都在谈论遥远国度里的丛林战争，同样还因为国内社会的恐慌。史蒂夫在一次外出时，正当他和一个女朋友驾车驶在洛杉矶的高速路上，他的车被子弹击中，后来他得知是一个人的狙击步枪在沃茨的暴乱中走了火。卢瑟和他的直升机部队两天前跟随“普林斯顿”号战舰出航了，目的地不明。当他在夏威夷海边游泳的时候，收音机里传来有关沃茨的新闻，有位兄弟用奇怪的声音嚷道：“烧吧，宝贝，烧吧。”
卢瑟不久就发现“普林斯顿”号正向那里行驶。他回忆说：“我是发电报的，知道绝密的东西。我们得到一条有关越南的信息，那儿在打仗。这对我来说没什么，我没打过仗，至少是他们的那种仗。”
“普林斯顿”号在南中国海停了下来，卢瑟的部队早餐有牛排和鸡蛋，这是典型的战前的最后一顿饭。他在“星光行动”中飞往越南的一个叫楚来的地方，让他印象深刻的不是战争的场景，甚至不是暴力和流血，相反却是以下这些事：对着被越共用来当“卡车”使的牛群射击；在直升机上用机关枪射杀海里的鲸鱼，好让美国兵能游到岸上；雨季在自己的帐篷里发现成群的大蚂蚁。这些对他来说是那么陌生。“‘越南！’我大叫着，‘我的上帝呀，我这是在哪里？’”
在此之前，能令他兴奋的事就是偷一盒“雷鸟”，还有就是跟朋友们喝酒。但是在越南，他发现了大麻。“有一天晚上，我在村子里和一个妓女一起吸着毒品，这时另一个女孩从她屋里出来说‘罗密欧，越共来了！’我上楼往窗外一看，整个基地都着了火，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自杀小队干的，越共把他们派来，身上绑着炸药炸我们的直升机。”
他第一次杀人是在岘港。他正在野外执行任务，有位伙伴踩上了地雷，他躺在地上，两条腿被炸飞了，肠子也被炸了出来。卢瑟想给他做嘴对嘴的人工呼吸，但是弄得满嘴是血，噎得够戗。当他回到自己的哨位上，发现一个越共在树后准备投标枪，他捡起机枪朝树根扫射，直到树倒掉，然后他又把那个越共射成肉饼。
史蒂夫不久之后也到了越南，他也在岘港附近驻扎，是个雷达技师。但是高温和潮湿使那些灵敏的仪器经常失灵，根本就用不了，最后他也拿起了枪。
史蒂夫感到部队里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有时就会想老朋友卢瑟怎么样了。事实上，他们相距不到几英里，而且已经有些日子了。在1966年晚些时候，史蒂夫当时就在岘港附近的327山下，他看到卢瑟正从妓女的房间里出来，他们没能好好地谈谈，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史蒂夫很失望，他曾想像过重聚的时刻，他对卢瑟的变化感到惊讶——他更冷漠，更疏远，眼里是一种奇怪的目光。史蒂夫不能肯定这是因为毒品、战争，还是因为他的想像。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在这些方面发生了变化。
1966年，史蒂夫继续留在岘港，过了21岁的他仍旧活着。之后他被派回国内，去教那些新兵使用那些在越南根本用不了的电子设备。1968年，他退伍回家，那时他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能否拥有未来。
他家用父亲死后的保险金做起了干洗的生意，他的兄弟没去报名参军打仗，他对此很不高兴。他讨厌干洗的活，“每天都是一样的事，一样的衣服和一样的人，没意思。没有在越南的那种挑战，没有占领和生存。”他想念自己的那些老伙伴，也惦记着卢瑟在哪儿，他是否还活着。对于那些反战游行他感到不安。“当我听见他们说越共多了不起，我就特生气。他们全都是胡说，我还常做噩梦，有时候大喊着醒来，浑身是汗，咬着枕头。”为了发泄愤怒，他参加了旧金山警察局的录用考试。
当时警察局因为抗议者的反警察情绪很难招到人手，必须到西部各州招募。当了警察，博斯哈德觉得他又回到了前线，虽然面对的是一种新的不同的战争。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次抓捕，他正跟着两个警官训练，来了一个电话，说警察已跟踪一个强盗到了一家旅馆。等到博斯哈德他们赶到那儿，那两个警官让他守住紧急出口，以防强盗从那儿跑了。
“我正在演练碰上那家伙要说的话：‘别动，混蛋，靠墙站着！’我一遍遍重复着，那家伙很快就出现了，我把枪对着他的脸，话都说不清楚了。”
罪犯与警察战争中的场景
到1970年初，史蒂夫有了自己的巡逻车。一天他看见一辆切维64车开到马凯特街。出于越来越敏锐的警察直觉，他判断这车可能是偷的，就上去检查。车门打开，走下来的是卢瑟，头上戴着顶有长长流苏的紫色帽子。卢瑟迈着特有的阔步走过来，上下打量着博斯哈德，说道：“嗨，史蒂夫，你看看自己的臭样！”博斯哈德掩盖着自己的尴尬，看着对方说：“卢瑟，你这家伙，你看看自己带着顶破帽子的臭样。你玩什么呢？”他们都朝对方咧嘴笑了一阵，然后试着聊了一会儿。最后博斯哈德说他得走了，“好吧，伙计，放松点好好开车。”
卢瑟对这次邂逅的回忆是，当他正准备发动汽车的时候，史蒂夫走过来，靠着车窗，看见了前排座位上的两个白人姑娘，说：“你干吗呢，泡白妞呢？”虽然是半开玩笑，这句话还是挺气人。这不是卢瑟记忆中在新兵营里的史蒂夫能说的话，但卢瑟告诉自己：“哦，得了，现在他是警察，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以往了。”
从海军退伍后，卢瑟回到家，想找个在航空公司当电报员的工作，但这种工作只要妇女。“我在军队里学的其他本领都没有用武之地，像空地联络、打机关枪什么的。”他开始干临时的工作。同时，在退伍后一个月内，他就发现了有音乐和毒品的地方。“起初是大麻和激光唱盘，然后是可卡因。这正是我需要的！我们两三天不睡觉，后来还有过一星期的时候，就开着车到处转。可卡因几乎让我回到了战争中的场景。”
一天，卢瑟的一个朋友把他带到半月湾的一所房子里。“那儿的人才造出数十磅的可卡因，我进去的时候，看见有些人在那里买，他们把一万块钱钞票摆在桌上。我告诉自己，将来我也要有那么多钱。”
在与博斯哈德在马凯特街碰上之前，卢瑟已经被拘留了十多次。他被枪击中了两次，一次是在费尔默街角上招妓时，另一次是有人想要抢他，他拔出枪来，却打了自己。他在毒品里陷得很深，在毒品加工厂和同性恋、嬉皮士这些吸毒者之间来往着当中间人。他的世界中只有毒品和女人，通常是白种女人，他就住在她们的房子里。
离开海军回家后，卢瑟为新的种族热情感到惊讶。但他并不同意那种认为黑人的生活已被贫穷和肤色所决定了的观点。他并不为失掉的机会而烦恼，他不是想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地位，而是要超越所有的社会制度；他想要自己的生活。他不停地打着电话，随时都有危险，偶尔还有暴力，这是他的毒品世界，是他的越战综合症的个人版本。有时他甚至会回到街头的生活中，以证明自己确实是自由的。他曾报名进了旧金山的一家电脑编程学校，毕业时成绩是全班的头几名。但那种平凡的日子不能让他感到刺激，他开始自己生产和销售可卡因。到了70年代早期，已经成为旧金山地区一个著名的毒品商，每天能挣3000美元，但他花钱如流水，经常在被逮捕后无钱保释。他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理解为满足人们的欲望，他不认为自己是推销员，因为他从未试图说服别人来买，他只是向那些到他这里来的人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
卢瑟曾一度与六个同性恋者合住在旧金山的一所房子里，他和他们在一起觉得很舒服，因为像他自己后来所说：“他们从不吵架，而且钱都是正道来的。”一天，卢瑟出门做毒品的生意，有对同性恋者吵了起来，并给警察打了电话。当卢瑟回来的时候，屋里有几个警察在等着，他们对他进行了搜查，发现了一些毒品，就把他逮捕送到了城里。他知道警察因为他偷窃而发出过逮捕令，就准备编个假名，尽快在被发现之前保释出去。但正当他从电梯里出来走向登记处时，他迎面撞见了博斯哈德。
“罗密欧！你在这干什么？”史蒂夫问道，他想到一年前他们在街上碰面的事。
“哦，伙计。”卢瑟笑了起来，“我到邻居那里借点糖，他们就撞开门进来，说是检查毒品。”
博斯哈德问他能否做点什么帮他出去。
“是的，”卢瑟说，“你能不能帮我尽快打个电话？我必须找到我妹妹，让她在上班前接我出去。”
博斯哈德说没问题，他走过去查看登记记录。
“我用的是沃特·威廉的名字。”卢瑟轻声对史蒂夫说，告诉他不能把自己的名字记下。
“不行，伙计，”博斯哈德说，“这招不灵。”
“你帮不帮我？”
“不行，伙计，你知道我不能这么干。”
当博斯哈德离开房间的时候，卢瑟避开了他的目光，对自己说：“我真不了解这家伙，从来都不。”
此时的博斯哈德已经不是个新手了。很多与他同来的人都因为无法适应警察的工作而离开了。但是正像卢瑟在街上的生活中找到了刺激一样，警察的工作对博斯哈德来说也是同样的，只是他相信他是在与混乱的势力对抗。他已经从巡逻转到了行动队，成为出没在那些治安很差的地方，进行预防犯罪工作的特殊便衣警察的一员。因为他的一头金发，贫民区的黑孩子们把他称为“星空”。看见他飞檐走壁和在街上追击罪犯的样子，孩子们有时会找他签名，博斯哈德就会签上：“祝你好运。你的朋友，星空。”因为他表现出色，旧金山的警察局长下令给他晋级。
博斯哈德与反毒组漂亮的秘书简结了婚，她是警察的女儿。他们搬了家，不久就生了三个孩子，住在离犯罪高发地区一小时车程的地方。他想简也是警察，这会使他们免遭警界离婚率奇高的厄运，但维持家庭的平静也绝非易事。
罪犯与警察战争中的老兵
到70年代中期，史蒂夫和卢瑟已是街头平静的战争中的老兵。这种战争只是偶尔才爆发，但却总是在日常生活的表面下进行着。这同样是场战争，就像越战一样，看不到尽头。与越战一样，这场战争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当博斯哈德初当警察时，他就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不公平，现在，他与其他多数警察一样，相信法律是没有力量的，罪犯拥有权利而受害者没有。但他没有因为这些而失望，反而工作得更努力。
1973年，史蒂夫和卢瑟在县监狱里见了一面，之后他偶尔能听到关于卢瑟的消息，一般都来自那些了解他们之间关系的同事，有时他们还就此开他的玩笑。有一次，他参加一个行动，搜查一个同性恋的屋子，在壁橱里发现了一套海军制服。一个伙伴说：“这是你的还是卢瑟的？”但因为卢瑟不是警察跟踪的重点，史蒂夫最后也找不到他了。然后，在1974年晚些时候，他在一张杀人案通告上看到了卢瑟的照片。
正像卢瑟所说，“情况很复杂”，就如同几年后洛基·索撒尔的死一样。他卖给一个女子700美元的可卡因，然后两人在一个汽车旅馆里鬼混了两天，他帮她把毒品都吸完。很明显，那个女子不打算用那些钱来干这个，不久就有两个男人拿着高尔夫球杆，找他要回那700块钱。卢瑟大声求救，他的一个“犯罪伙伴”被迫开枪打死了一个家伙。博斯哈德后来看到了警察发出的对卢瑟的逮捕令。
卢瑟和一个女朋友躲了将近一个月之后，他到那个伙伴家去了一趟，立即引起了巡警的注意。当他走下车的时候，警察拦住了他，卢瑟报了弟弟的名字，他复述了弟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