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任凡统一搭起了精美的雨搭、立不锈钢牌子、安上了夜晚照明灯可以以广告来集资，结果他又一分钱没花，把沈阳市的站台牌子全换了。类似这样的主意他出过几个，也干过几个。这样的人才为慕绥新效力，沈阳能不变化吗？
那么，夏任凡为什么最终没有当上局长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是夏任凡与交通局有过节、名声不好。由于市交通局领导班子集体反对，他们说如果让夏任凡担当局长，他们集体辞职。为此，市常委会也否定了慕绥新提名。
一个改革初期极有抱负与作为的夏任凡，为什么这么没有人缘呢？
夏任凡自从1986年第二次上台以后，在交通客运公司担任“一把手”长达十四五年，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他就像一个大家长，把沈阳客运集团当成了自己的家了。比方，他一般人瞧不起，一旦来了他认为可以结交的朋友，就都把客人请到家里去，这样即能省钱又可以表示亲近，当然在家里请吃饭的费用，都是公司报销。还有一次，他母亲病了，为了用车方便，他一句话就叫司机把“大奔”开到家，给他弟弟使用，他弟弟一开就是两个月。
另外，他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变得说一不二，独断专行，他对市交通局的领导自然没有看在眼里。比方市交通局召开交通工作会议时，他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可以旁若无人地鼾声大作；在商讨问题时，他可以言语顶撞怒颜冒犯；实在烦了，他可以看书、可以在桌子上写字。局长拿他没有办法，只得走到他面前，夸他字写得好。他觉得局长在嘲讽他，他站起来连会都不开了，拂袖而去。还有一次，还是交通局开会，中午用餐时，夏任凡走进食堂，到桌边看了看准备的饭菜，不禁皱了皱眉头，伸手端起一碗饭往菜上一扣，便对同桌的人扬了扬手：“走，跟我到外边吃去！”
“润滑油”与“防锈漆”的演变（6）
交通局的领导与群众都知道夏任凡的“背景”也领教过他的德性，谁还敢同意他来当局长呢？
就是这样，交通局坚决不同意，尽管常委会否定了慕绥新的提名。为了解决夏任凡的级别问题，慕绥新还是利用职权另辟蹊径，将客运集团公司从交通局中划出去，破格为市政府直属的企业集团。而市交通局长这个位置，若谁再提起，慕绥新就一票否决。致使这个位置在足足三年时间里虚位以待，其中奥妙不言自明。由此，可见慕绥新和夏任凡不同寻常的关系。
上级需要下级的忠心，下级需要上级的赏识。怎样把这两个渠道连接起来呢？正常渠道不是没有，而是被人忽视了，最后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点缀与装饰。于是，人们便变得非常实际，非常现实，开始走捷径，送钱与收钱。
而送礼的结果，是慕绥新和夏任凡互相赏识，夏任凡通过慕绥新达到了愿望，站在了厅局级的位置，而慕绥新领略了夏任凡的能力之后，又提高了领导能力。慕绥新认为金钱交易是“润滑油”，会达到双赢的效果。
结果适得其反，这两个惺惺相惜、互相欣赏的人，没有“双赢”，而是作为贪赃枉法的“一丘之貉”，被一起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了具有轰动效应的大贪官，被判死刑（夏任凡被沈阳中级法院认定非法占用公款824万、行贿38万、受贿66万）。
慕绥新在反思中说：“政治生活已经不正常了，这里边有许多问题，人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途径达到目的，只有用钱来做润滑油。”
这样一来，在沈阳很快形成了这样一种氛围，给慕绥新送礼，感觉不到这是一种贿赂，而是表达友好的一种方式。
慕绥新收别人的钱非常马虎，不讲究细节。比如谁送的？送多少？他并不在意，事后也没有时间去看，他要的就是这种氛围、这种感觉。比方有一次，一个大款送给他一个卡，多少钱他不知道，办案人员问他，他说记不清了，让我想一想，他想了半天承认： 噢，有这么回事，是他给过一张卡，多少钱我不知道，那年过年我随手又扔给别人了。办案人员找到那个人，那个人承认有此事，也以为过年了，领导破天荒赏卡也就几千块钱，便去商店买东西，一刷卡。乖乖！没想到竟是20万！
开始，他收受红包还注意场合地点，一般都在家里收，可是他收受贿赂不到一年时间，收着收着，便对川流不息到家里收钱嫌麻烦了。
于是，1999年春节，他干脆坐在办公室里收钱。这么集中收钱的好处是： 其一、 给人公事公办的印象，谁也不会想到他敢于在办公室里收钱。其二、 节省工作时间，那就是先由秘书约好时间，什么时间都可以给市长拜年，而拜年的人，一看市长的时间紧，大过年的都办公，不用秘书提醒，基本都很自觉地撂下红包就走。其三、 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一般给官员和大款送礼，都不愿意被别人看见，这也许是典型的中国送礼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既送礼了，又表明自己清廉。
慕绥新在这一点上表现得表里如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活得很真实。
审判 第三部分
“情”与“法”的较量（1）
“情”与“法”的较量在沈阳，慕绥新是个性情中人，是个充满爱意、眼界很高、很骄傲的性情中人。换句话说，他希望得到尊重，希望众星捧月，也希望他“爱的光辉”能普渡众生。但是他的“爱”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经过他充满“爱意”的“法眼”过滤。
在家里，他爱他的家庭，当他与前妻不能白头谐老时，他是净身出户的；他与新妻都面临着牢狱之灾时，他承揽了一切罪责；他爱他的子女爱得过了头，不仅为子女谋求不正当利益，还不惜为子女发财鸣锣开道，甚至送出国外逃避法律制裁……
在单位，他爱他的工作，为了完成他心中那个令沈阳人民骄傲的国际大都市，他可以像野鸡一样顾头不顾腚，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达到理想的效果就行……
在社会上，他又比较讲情谊、讲信用，可以说一言九鼎，为朋友两肋插刀，甚至不惜违反党纪国法……
因此，当这几种感情的潮水，漫过了他这道一座城市最高的“权力”门坎时，就意味着这种感情的“温柔潮水”，已经变成了汹涌澎湃的“恐怖洪水”，具备了冲垮一切的力量……
是的，我们无法否认他爱这座城市！他在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地想看看那个令他最骄傲，又令他最伤心的地方——沈阳，因为那里的一街一路、一楼一场，甚至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渗透着他的心血……
但是，慕绥新恐怕永远也回不了那个充满温情的家了！永远回不了那个他日夜牵挂的城市了！即使法律有情，病魔也无情，他的身体情况，已经不允许他回去了！
欧洲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意大利的著名画家列奥纳多·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至今仍然风靡世界。如果今天有哪一位画家，能够准确地把慕绥新收钱时候，那最灿烂笑容的一瞬间画下来，没准儿，也许可以流芳百世。
慕绥新在收钱时收得干净利落，毫不推迟。决不拖泥带水、半推半就，那就显得非常小气。也使送钱的人“钝刀拉脖子”，非常不舒服，活受罪！慕绥新不愧是个“高明的大夫”，他一刀拿下，那多痛快！然后，还会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那微笑中，似乎含有一种成熟“起沙”的声音、带有一种非常深广的含义。就像给你开出了两张数额巨大的支票，拿一张支票可以买下你的心理疾病，割下你的病灶；另一张支票是保险支票，你还心疼什么，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人们怎么能不被慕绥新的微笑迷得五体投地，如醉如痴？
于是，他那独特的、灿烂的微笑，岂能不像一个巨大神奇的磁场，以不可抗拒的旋转魅力和魔力，搅动了许多人敏感的神经。岂能不像一只上帝的手，能抚去一切伤痕和痛苦，催生了人们的无限遐想。于是，不同身份的人，便对他的微笑有了不同的理解。那些手握大权的干部们说，他的微笑，是晋升的阶梯；那些手握钞票的款爷们说，他的微笑，是滚滚而来的钞票；而一无所知的老百姓们说，他的微笑，是上帝的承诺。你们说，这种充满魅力、充满希望的灿烂微笑，不应该作为一种艺术形象千古流芳么？
当然，这种灿烂的微笑也是有原则的，那就是收钱与不收钱的效
沈阳市原中级人民法院副院梁福全在法庭上接受审判
果，收钱与不收钱的同志关系就是不一样。那些收了钱的见面就格外亲，慕绥新说起话来，就显得格外灵；那些不收钱的部委局官员，就不好说了，慕绥新心里难免不打个问号？因此，慕绥新的目标是在他管辖的一亩三分地，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也要把部委局的孝心钱收遍。
比方那个在法庭上发出哀鸣： 法院大楼盖起来了，我却倒了！那个敢于包养情妇、生私生子、什么钱都敢拿的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梁福全，本身就是一个大贪污犯。1995年10月从大东区法院院长上调到沈阳市法院副院长，主管执法工作，特别是主持新建总投资为18亿的办公大楼后，他就成为众多建筑公司炙手可热的人物。
“情”与“法”的较量（2）
他知道自己手中权力的“含金量”。为了保证和扩展手中的权力，获得更大的好处，当上法院的第一副院长，他极想与更高的人物挂上钩。于是，他选择了顶头上司慕绥新。用他自己赤裸裸的话说： 慕绥新是市委副书记，沈阳市市长，又敢作敢为。我当时选择他有十分清楚的三个目的： 一是从区法院调到市法院是平调过来的，副局级待遇想解决个正局级待遇，想当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第一副院长，请慕市长今后研究这个问题时说句话；二是我分管法院的基建，市政府拨款1500万，总投资18亿，我想请慕市长给追加一部分拨款；三是现在官场上竞争十分激烈，只要有了靠山，这样才能有一种被信任感，安全感。为此，他于1997年7月，专程来到慕绥新家，向慕绥新的妻子贾桂娥行贿3000美元；1998年春节，他又以拜年为名，给慕绥新送去两万元人民币。
比如当老干部活动中心需要扩建、改造工程，以及疗养院改造维修方案的申请费用，慕绥新都批了。当老干部局找他时，他就批了700万元给他们，但他说主管财政的马向东没有批。以后经过慕绥新协调，还是给他们解决了300至400万。关于疗养院的改造工程，他也批了。应该说他做得不错。
但是，错就错在当这个单位前后分三次送去8万元时，慕绥新都笑纳了。慕绥新收这份钱不亏心的原因是心里有数： 羊毛出在羊身上，又没有让他们出“血”，实际上那都是国家的钱，他收了属于“体内循环”。他不能因为老干部局特殊，就特赦这个局，那他将不是一视同仁了。
既然连老干部局这样的单位都不能“幸免”，那么还有什么单位可以熟视无睹？于是，沈阳的官场上便产生了一种奇特的互动逻辑。首先是收礼人认为： 市场经济什么东西都应该有价值，那举手之劳的什么公文，也都应该有价值吧！而送礼的干部们呢，一想这种价值交换，既不用掏自己腰包，又可以一举多得，何乐不为呢？1999年，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了争取日本汽车项目能在开发区落户，就先后给慕绥新送去6万元，得到了落户权。这样的事在沈阳各部委局屡见不鲜。但是我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么些部委办局送礼，只有一个干部承认他是自己掏腰包，除此而外都是公家掏腰包。显然用公款送礼，与用公款旅游、吃饭、嫖娼一样，也是我们干部队伍，腐败创造出的一大特色。慕绥新大概也没有想到他倒卖公文，也能成为“经济大亨”。
面对慕绥新收礼办事的魅力，马向东的“哼哈二将”，沈阳财神爷李经芳，沈阳建委主任宁先杰，开始向慕绥新暗送秋波，脚踩两只船了。
李经芳利用职务之便，除了与马向东、宁先杰共同私分12万美元外，他在1993年1月到1999年6月，被检察机关指控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712万元，美元3万、港元9万元。而宁先杰也不示弱。在此期间，他被检察机关指控非法索取的财物115万元人民币，92万美元。
论理，慕绥新和马向东因为争夺工程项目审批权、土地审批权，慕绥新在市常委会上，不惜与马向东撕破脸皮，提议并制定了新措施，把权力收回自己的手上。由此而来，他们的关系由好变坏急转直下，产生了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看不上马向东独霸审批权，看不惯马二爷搞的小帮派，搞的朋友小圈子，他心里明白应该提防点。而马向东的小圈子的人，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可谓“麻秆打狼”两头害怕，两头都得罪不起： 因为一头是根基深厚的“地头蛇”，一头是无所顾忌的强龙。他们作为下级，即怕冷落了多年的铁杆老朋友、老领导，又怕一手遮天的慕绥新对他们另眼相看，因此，他们又不敢不对他们都进行“感情投资”。尤其是马向东被“两规”前后，树倒猢狲散，马向东的那些朋友别无选择，纷纷向慕绥新靠拢，或给慕绥新送钱，或给慕绥新送物，慕绥新都笑纳了。
慕绥新的逻辑是不能暴露他对他们有看法。如果暴露出来看法，就等于把自己置身于矛盾的漩涡里去了。比方李经芳在1999年“五一”节前是被慕绥新的秘书指令取走5万元，用于慕绥新外出费用的。随之，李经芳便开窍了，1999年春节前，慕绥新在市财政局开完表彰会后，李经芳请慕绥新到办公室坐坐，临走时恭恭敬敬给慕绥新递上一个信封。说市长这是年终奖，人民币不好拿，就换成美元了。还有199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李经芳又一次到慕绥新办公室汇报工作后，对慕绥新讲：“市长，我给你办个卡，你用起来方便些。”然后，就交给他一个招商银行的一卡通，上边是20万人民币。这按慕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