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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向全社会正式通告自己的整风，是在5月1日，即毛泽东天安门城楼座谈会的第二天。也正是从这一天起，被伟大领袖和中共的诚意所感动，觉得再沉默就太大大对不起党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包括他们之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开始正式鸣放。
头几天，大家不怎么想动；或者说，还不知该怎么动；要是对中华文明的路数比较熟悉，就知道，这是大伙正不约而同地按照中国的老例，先看看再说。真正着急上火的，只有那些自以为对帮助党整风负有重责的人，如储安平、钦本立等。为发动鸣放，或者换句话说，为了“把报纸引向资产阶级方向”，他们真是煞费苦心。储安平“最恶毒的”九大城市座谈会的主意，就是在这绝境中逼出来的。
到了5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开始召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各部门、各省市和各高校，也都档次递降地依样召开，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一开始；当然还是启发，鼓励；渐渐地，有人发言了；渐渐地，发言愈加尖锐起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则把其中最“精彩”的送上版面。虽然后来储安平遭到众口一词的指斥，说什么“恶毒”他登什么。这实在有点冤枉他了。他只是追求言论自由，追求不受限制地表达这一原则。某些重要的反驳意见，如马寅初认为“高小吠应该设党委，没有党委书记我这个校长没办法做”这类言论，他都照登。
今天的读者大约只知1957年有右派却不大知道他们怎么个“右”法。择其要而述之：
1．党委治校抑或校委会（教授）治校（黄药眠）；
2．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作风（章乃器）；
3．民主党派参加协商应有名有实（罗隆基）；
4．文教界共产党员负责人不称职＇4＇（陈铭枢）；
5．共产党以党代政，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黄绍竑）；党政不分，中央是根（杨玉清）
6．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李伯球）；党员特权造成党与非党之间的墙与沟（龙云、张云川）；
7．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协制度需要改造（叶笃义）；
8．三大主义（官僚、教条、宗派）限制新闻自由（张友鸾）；
9．要求人生三大事：物质生活保障、精神的民主与自由（章伯钧）；
10．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是政治设计院（章伯钧——这话最初是毛泽东讲的）；
11．群众鸣放得越彻底，党的威信就越高，把鸣放重点放到基层去（王造时）；
12．成立平反委员会（罗隆基——他作此语的出发点是怀疑现有的党政机构自我改善的能力）；
13．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大学学生）；
14．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套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荣子正）；
15．我们对当前经济科学的意见。这是陈振汉等六位经济学教授特地聚在一起认真讨论之后准备上呈的，事后对他们进行的概括性批判为：“会上六人都发表了意见，污蔑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教条主义、国家经济工作中有很大的缺点错误却不准公开讨论。企图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国家的经济建设，说政府应该吸取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来制定政策，制定经济政策时应请经济学家参加设计，政策制定后应公开讨论监督。”（陈振汉、徐毓楠等）
16．共产党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群众不敢信任共产党，因为他们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若你们再不争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路，总有那么一天了。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大家也不会卖国（葛佩琦——这就是后来被概括的“要杀共产党”的那段话的原版）；
17．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定息不是剥削。（章乃器）；
18．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储安平）；
……
储安平的这个发言是在6月1日作的，差不多是统战部座谈会闭幕的前夕了。储安平自己交待：
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5月30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6月1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6月1日发一次言。我31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31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伯钧同志说我的发言稿罗隆基看过，并无此事。
尽管储安平是一个风头很健的人，笔者依旧倾向于相信他确实直到5月31日还不想到会上去说话——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无话可说。但当一顶顶高帽送到头上，一声声恳挚的要求送进耳廓，他让步了。而他一旦决定讲，就想博个满堂彩。用后来章伯钧的评价，就是“现行政治上的一些人，大都只说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要汽车、干部、房子之类，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
在那天的会上，他不但持有照本宣读的发言稿，这稿还是打印好、估算好版面，并特别注有“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发言稿”，“希用原题、原文勿删”字样的一份交报馆直接发排的成稿。
他期待的效果出现了。会上即博得一片喝彩，会下更盛传不衰。大家都记得马寅初当时即用手拍着椅背，连称Very good，Very good！第二天，在见报的同时，中央台全文广播。他以少有的亲切对孩子们说，“来，听听，这是爸爸昨天在会上的发言。”他不知道的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那篇给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已发下半个月，此时正是文中早已点明的“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顶点在哪儿呢？至今未见任何权威性的文献加以说明。若将随后批判的火力的强弱，及对人头处理的宽严作参考，高潮应是那个与治蝗虫的农药同名的“六六六”事件了，即6位教授在6月6日应章伯钧之邀紧急聚会，讨论鸣放形势。对照他们当时所怀有的悃诚，和后来对他们的解释，只能说，“足令历史带泪看”。章伯钧先介绍学校的局面，请大家研究民盟在运动中应该如何工作。费孝通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情绪激烈，情况十分严重。老师若去给学生领头，事情就闹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完了。曾昭伦认为形势一触即发，共产党大意不得。钱伟长特别指出学生在到处找领袖，期望着教授们站出来说话……他们决定这时候一定得出来，不能让共产党进退不得，要帮助真正继承了列宁衣钵的“毛公”，要帮助共产党稳住局面。
此时，距《人民日报》那篇晴空惊雷般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只有2天……他们怎么会料到，毛泽东对“六六六”的理解竟是这样：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李维汉去世前的一段回忆，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局面形成的过程：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发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
在这场较量中，很值得共产党骄傲的，是那段几乎每个中国人在“文化革命”中都背得滚瓜烂熟的语录——“阳谋”；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
这确是事实。毛泽东的警告在1957年1月即已作出：
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
但怎么解释4月30日天安门城楼上的座谈会呢？怎么解释那几乎征服了所有文化人的谈笑呢？从4月30日到5月15日，只有半个月，究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者不过什么触动，使他一下子暴躁起来，而酿成这半个世纪都未必缓得过劲来的悲剧呢？
李维汉这样回忆在5月10日前后“向主席汇报”的情景：
……及至听到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怎么估计罗隆基这几句话对毛泽东的伤害也不过分。这伤害不仅仅在于诸如谁打天下、谁坐天下，交椅怎么摆等等要命的问题，而在于它是一个旧伤疤，伤害一直可以追溯到1910年末，追溯到他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5＇。更不可以忽略的是，这伤害也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加予的，张国焘、罗章龙、王明、张闻天，也许还有别的人，总之，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洋教育的人，没准都让他十分不舒服过，特别在他们还没领教他的手段而“放肆得很”的时候。当然，当他们在他的智慧下活动的时候，他可以称赞，甚至尊重他们；要是想反，他就要让他们看看，究竟谁“大”，谁“小”；谁真有学问，谁“书读得越多越蠢”。对这批衣冠楚楚，满口洋文，爱洗澡、爱吃药的秀才们随意嘲弄，打趴下再拎起来，拎起来再打下去，可以说是伟大领袖终生乐此不疲的游戏。
5月上、中旬，相当一批亲随已经窥知了毛泽东的意图。党内文章一下达，高级干部们心里都有了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于是东施效颦，也残忍地玩弄起那些“不可一世的高级知识分子”来。比如人民日报依旧在发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如不但统战部的座谈会仍旧开，新闻界等在16日之前还新召开了会议；如几次三番催促储安平之流发言；甚至担心右派品种不齐，有意制造一些。请看李维汉的回忆：
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
但当时这批已知情的中共高干确实有意保护一批人，究竟是有组织的布置，还只是出于他们个人的友情，今天就不得而知了。今日学界盛传的是，田家英——他是毛主席身边的大秘书，“文化革命”刚刚开始就自杀了——特别着急，急得火烧火燎。一再提醒他30年代就认识相知的老友曾彦修，让他快快闭嘴，不过曾彦修对此予以否认。他清楚记得的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些“过激鸣放”把他吓坏了，比如“到人事科抢档案”、“到天安门示威”等等。他觉得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只好就商于田家英，问能不能把他从这里调开。田的回答是：“你胆子太小了，要放手发动群众，根本还没有发动起来嘛！”他又去找当时文化部主管出版的副部长陈克寒，陈也说：“没发动起来！真有什么事也没什么不得了，怕什么？！”曾彦修记得很清楚，这时确实已不是5月初而是5月底。曾彦修认为，或许大家把田家英类似传说中的另一次事先警告安到了他的头上，那次是对张闻天；时间是在2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那次，田家英与胡乔木苦苦劝说张闻天不要发言，张还是发了，从容而坦荡。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柯庆施此时心情可能相当复杂。他特别关照文汇报，凡是北京方面来的给人戴帽子的稿，都要事先与他通气。那位老黄牛一般只知干活、不善言词的文汇老人严宝礼的名字就是北京点了而由柯庆施勾掉的。这一义举，并不表明柯庆施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有什么与毛泽东不同的见解；如果非说有，也只在用语方面有了一点突破。他独到的评价是：中国知识分子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
李维汉也有要保的人，他只好耍起小技巧：
工商界座谈会开始于五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
不会有人出来保护储安平的。《这是为什么》中的一句话：——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