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有人出来保护储安平的。《这是为什么》中的一句话：——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已经规定了他此后无可更改的被批斗的地位。社论发表的当天下午一时半，储安平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这时候，他那“经民主党派一致推举”的可爱形象已不复存在。史良当天即就“党天下”稿向她认为应负有责任的章伯钧兴师问罪。章伯钧此时对储安平的了解显然比两个月前勉强接受他的时候多了一点。他的回答是：
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6＇来，卢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才有定评。
接着，6月9日，储安平的老朋友袁翰青等人去看他。在被问到“打算如何就‘党天下’问题写检讨”的时候，储的回答是：“可以写，检讨自己对‘知无不言’是有界限的这一点认识不清。如果知道，就不说了。”袁说，如果这样，你还是别检讨了。
11月，人民日报点民盟的名：“可注意的民盟动向”。费孝通去看储。此时，本文男主人公的“心气儿”似乎还很足。费孝通回忆：
谈到“党天下”的发言，他拿出一叠信来，说许多人支持他的发言，表示颇有群众，并谈及要一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席才能当光明日报的总编辑。
要他再当总编辑，就得选他当副主席。这次不是真心要辞职。
笔者接触到这份文献时，很是吃了一惊。直到那时，储安平引以为恨的，不是别的，而是他代表不了民主党派，不能把已经开始了的事情做下去。他可能还不知道，这股“气儿”，无论出于无知，还是信念，或是别的什么，总之，只要你是活在那个时候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的，就得给你泄泄。
6月上旬以后，所有储安平与之沾边的机构，开始或分别，或联合对他进行批判：最早的是民盟光明日报支部（6月11日），接着是社务委员会（6月15日），然后是民革和民盟的联合大会，再后是九三的常委会（6月21日）。
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专门声讨右派分子。储安平此时已不能不“向人民投降”，并以此为题作了一个4000字的发言。用今天的标准看，虽不十分诚恳，把自己骂得确是够惨的了。而且这检讨是他主动要求作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特别看重他自己的人民代表资格。但在别的会上——或者说在别的气氛或情绪下——就不是如此了。据他的同人对他的描述：
……不顾会上许多同志揭发的大量事实，储安平的发言都是捧着一份过去他在别的会上交待时准备好的书面材料，照本宣读，且只谈光明日报的具体业务，避免回答政治问题。
这时还是夏天，到了冬天，作为收尾，九三学社与光明日报联合举行了千人批判大会。那次，专门请了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水平高的孙定国同志作重点发言。在孙的发言面前，“储安平理屈词穷，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
读者或许有兴趣知道一下“章罗同盟”。它属于右派分子中最高定罪，储安平被说成是该盟重要成员。据千家驹回忆：
毛泽东认为“右派”的猖狂进攻，以中国民主同盟与农工民主党表现最为恶劣，“其源盖出于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云。“章罗联盟”这个毛泽东钦定的罪案，其实完全是一场冤案，真可以说是千古奇冤！章伯钧与罗隆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副主席，我和他们两人都很熟，与章伯钧的来往尤为密切。凡是对民盟内部历史稍有所知的人，谁都知道章罗两人在民盟内部极不相能，互相水火。
反右斗争以知识分子为重点，罗隆基是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被划成右派，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至于章伯钧，他自命为“左派”，在整风初期，他没有发表什么实质性的言论，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为了要使章伯钧上钩，特地多开了几次政协座谈会，一定要章伯钧发言，章伯钧就抛出了“政治设计院”的谬论。这一下就被抓住辫子。“章罗联盟”的名词是毛泽东定的，说他们两人结成“联盟”来“反党”，要取而代之！
这在稍知民盟内幕的人无不认为滑天下之大稽！真叫黑天冤枉！
在1978年的摘帽决定中，体现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一科学精神，只因“真理标准讨论”那时尚未真正渗进这一领域，故言语之间不免还有“凡是”味道：
“章罗同盟”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在向党疯狂进攻中是互相响应的，都是企图在我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但没有发现二人在组织上共同策划、进行阴谋活动的事实。
反右斗争的最强音是毛泽东本人发出的。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他……作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报告……
……这一百天，时间有很大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
……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
……
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
……
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
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之后也是要受整的。
从夏天到秋天到冬天，心里“七上八下”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后来被划的与未被划的，总之在前一段有翘尾巴之嫌者，开始努力表现，以实际行动求自保。笔者在这里已不忍心摘录所有这些学者、教授、名流们横七竖八的相互揭发、质问、攻讦……像在一片巨大的、四周围满了观众的沼泽中，他们踩别人的时候，对自己的上升都怀着一丝希望，殊不知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一同沉没。他们的表现没能争得站在坚实地面上的人一援手，只给自己留下永远不可告人的悔恨。
这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战场。中国的文化人在这里写下他们最悲惨也是最耻辱的一页。
七
＇命＇梵文Jiva的意译，即“灵魂”。耆那教名词。分受物质束缚的和不受物质束缚的（即解脱的）两种。受物质束缚的“命”，又区分为动的和静的两种。前者存在于动物、人等有生命体中，后者存在于地、水、火、风等无生命体中。
——《宗教词典》
60年代初的一天，梁漱溟只身踏步，踱到厂桥棉花胡同。那天天气很好，胡同里也打扫得干干净净。
他缓步走着，用他那常年素食者几乎悄没声儿的脚步。自从1953年与毛泽东当众发生激烈争执以来，这位对人生抱着炽热而又冷峻态度的哲人，整日价以“学习”为业，他画卯的地方干脆就叫：学习委员会”。
他是去看储安平的。他们二人曾为同道——鼓吹已成陈迹的第三条道路；他曾冷眼看这小伙子潇洒地周旋于政界与学界之中，也见过他如何正在兴头上被兜头泼上一瓢冷水。如今他又去看他，这几乎小他20岁的昔日闻人已匿迹很久了。
他来到甲12号门旁，敲门，无人应。再敲，依旧无人应。如是者四。换了任何一个人，此时都会转身走掉了，不巧访者恰是不达目的不肯轻易放弃努力的梁先生，于是又这么周而复始地敲了下去。
门终于开了。高大、清瘦、几乎面无血色的储安平出现在门口尔到20多年的老友，他没有一丝热烈的表示，只说了一句：“不想见人，叫门是从来不应的。”
客人被让进一个不算宽敞的独院，三间正屋、两间厢房。令这位老北京惊讶不止的是，墙边拴着一只羊。
家中静悄悄的，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书和字典摊在桌子上，不见报纸，不见杂志，只有一帧他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孤零零挂在墙上。他们坐下来，东拉西扯，可惜梁先生在1987年回答笔者的追问的时候，具体内容都不大想得起来了，只记得储安平最后送给他一套完整的《观察》：
“再也没有凑得这么齐的一套了。这是我自己保存的最后的一套。”储说。
当时，梁漱溟只感到某种“精神分享”，正如看到一本好书、萌生出一个好念头要迫不及待地告诉心心相印的朋友一般。他没想到这或许是一种沉甸甸的托付；也没深究，这闭门养羊的汉子为什么对自己一生中仅有的那闪光的一瞬已不再眷恋。他收下了，想着“为老友代存”吧。不料到了1966年夏，在他也被深夜的敲门声惊起之后，眼见这老友的珍物，与他三代京官的祖上留下来的全部古玩字画，一同焚于红卫兵点起的火堆中。
他不知道，也许就在那个、或者和那个同样躁动的深夜，储安平正挤上一路又一路公共汽车——或许他没有乘车，而是一路踩着新从树上飘下的落叶——来到京西青龙桥边。那发自冀北山下的潮白河水（京密运河），正在两堤的夹拥中汩汩淌过。
※※※※※
九三学社。坐落在西四颁赏胡同，门面不大，院落深深。夜深了，还有人走出走进，“西纠”（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学习当年老八路，号上了他们的房子。这里现在是西纠的司令部。九三的老朽大都被轰走了，只留下几个人值班。
十一时，电话铃突然响起。留守的李义拿起听筒，对方是颐和园派出所：
“有个储安平，是你们九三的吧？”
“是，怎么回事？”
“打算自杀哪。现在人在我们这儿，快来领回去吧！”
当时机关正有一部车。请示了西纠之后，在一名小将的监督下，忙驱车赶往发事地。在派出所设备简单的小屋里，李义看见了本文男主人公，他低头坐着，上下透湿，脚边汪了一洼水。
“在桥头转悠半天了，我们一直盯着他。这不，刚跳下去，就救上来了。”民警说着，口气淡淡的，“你死不了，那水才齐胸……够冷的，快回去吧：”
李义几乎认不出他了，不在衣貌，而在神情，像被剥光了示众一般，流贯在这位前总编辑全身的，是一种绝望的畏葸与沮丧。这怎么能是人称“小大英”＇7＇的储安平呢？不是1946年的他，不是1957年的他，60年代初也不是这副样子呀！
作为“大”右派，九三给了储安平尽量好的待遇，每月100元生活费，没有惩罚性劳动，也没有点卯般的例行训斥。当然，他要求工作，要求过不止一次。每每听到又有给右派摘帽的文件下发时，也曾打探过自己被摘的可能性＇8＇。虽然次次都遭到拒绝，但却从未失去过外表的平静。在这期间，孙承沛曾出面联系商务印书馆，问能不能拿些书稿请储安平校。商务欣然应允，双方合作很融洽。储安平得到报酬后，郑重地交到九三总部。他认为，他已经从机关领到生活费，这笔钱不可再收＇9＇。但他很少笑，李义甚至想不出微笑着的储安平是一副什么样子。他给人的印象是好端架子，似乎在努力保持一种尊严，哪怕让人觉得疏远。至于北京话所谓的“心气儿”，李义不认为这前途并不乐观的著名右派已经没了，因为在1961年纪念七一的时候，储居然还冒出了这么一句：“四十周年纪念灰溜溜的，共产党没把国家搞好。”
“上车吧！”李义说。路上，储安平一句话也没有讲，即使当车子开进城，李义叹着气说：“你这是干什么呀？不该想不开嘛！”的时候，红卫兵小将也一路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每个人都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党会给出路”云云。
回到九三学社已是11：00。院角厨房边上有间小南屋，平日没人，烧锅炉的有时住住，红卫兵们没看上，那时正空着。
“就先在这儿住下吧。”李义说。
这时管事的一位女性副处长也来了。对于此人，别人说起她来不怎么叫名字，而是称某某的夫人，我们在这里权且称她为A夫人。A夫人吩咐一名干部到储家去给他取衣服。那人去了，一进门，满满一院子红卫兵，屋里屋外抄得乱七八糟。
“你们这么些人在这儿干什么？”那干部问。当时能以这样的口气向小将作这种内容的提问，俗称“吃了豹子胆”。
“我们在等储安平，他现在在哪儿？”
“在我们机关，他自杀了……”
“死啦？！”
“没有，跳下去了。水太浅……”
小将们一阵大笑。笑毕问明他的身份和来意即帮着找衬衣内裤，还有大衣。把他送出门，为首的一个问：“我们还等他吗？”
“这我可不知道。谁让你们来的问他去吧。”
他回到九三，敲敲小南屋的门，把衣物递进去。“谢谢。”储安平说。这是那夜他说的唯一一句话。
他们不知道，储安平其实死过，短暂的死，如果我们把大脑的思维活动的中止称作“死”的话。那是在1947年春，他做胃部手术而被“施用闷药”。就在他的思维即将终止，亦即“死”即将来临的时候，他曾有过十分清晰的感受，并且立即用文字记录下来，希望“能够成为医学心理学家或普通心理学家的一份有用的材料”——他绝不会想到，40年后，后人会反复推敲他这篇即兴纪实，以对他的“失踪”给出一个论断：
……大约在吸到第三口或第四口时，我便开始感觉到一点一点“黑”起来。这情景很难描写……我的感觉是好像一步一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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