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指指那饭。妈妈接过去，急急扒了几口，发现碗底下埋着两块肥肉。
“他想到了孩子！”妈妈差点呼出来。没有工作了，妻子和孩子在他的心上终
于有了位置，终于想到了自己的骨血，那个在如此不堪的景况下悄悄长着的小生命
。可是，不是有点晚了么？妈妈此时感受到的幸福是很有些苦涩的。
最后一次，压在饭下边的，不是肉了，而是一张字条。虽然都在狱中，他似乎
比妈妈先一步知道日寇的结局，同时也预感到了自己的。他写到了理想，写到了胜
利，他还写到了——这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己和家庭，向党提出属于
他个人的要求：“请转告组织，把我们的孩子送到苏联学习。”
２０年后，当我已经大学毕业，妈妈在偶然之间提起这一节的时候，我不禁黯
然神伤。我的无畏献身的父亲，在这里犯下了两个错误：第一，他把他的理想看得
太光明了。他到苏联的时候，那里正是“饿乡”，他显然不是想让他的孩子去享庸
福。他把那方土地看成他美丽理想的寄托。然而，他不知道，如果想在一个有党支
部、有常委、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种种鸟事的地方实现平等、自由、无剥削、无倾
轧，要经过多少污泥浊水、殊死抗争⑷。
他的第二个错误是他太单纯了。在他的“革命”中，他不争官。但他应该明白
，如果你不是官，没有党内职务，你就不要寄希望于只有官儿们才可能获得的一切
⑸。
他也许以自己的心去掂量一名烈士临终的托付；但他忘了，烈士之被活人想起
来，只在那活人觉得需要张扬他的精神，以使更多的人为他们正享用的事业献身的
时候。当然人世间也许不这么势利，也会有人，包括相当志得意满的人偶尔也念念
旧情，但他不应忽略的是，必须立足于不作如是想，才不至受到伤害——当然，在
他的愿望被冷冷拒绝的时候⑹，人已经死了，已无所谓伤害不伤害；而且，他的孩
子虽然未能如他所愿去苏联，也都受到了高等教育；再有，无论从真正的学识人品
，还是社会的承认，他的三个没什么幸福童年可言的孩子，除了靠自己一点一滴扎
实努力之外没别的出路，最后也都不逊于那些有资格去苏联受教育的同龄人。这，
想来，可以稍稍慰他于九泉之下了。
因为从事的工作属超级机密的缘故吧，虽然我们姐弟作为烈士子女由“组织”
扶养到十八岁，他的名字和事情绝对不许提。妈妈严格遵守这一规定，包括她自己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做“叛徒”揪斗的时候，直到１９８０年。一天，她打电话
给我：
“爸爸的事让说了……”她装做很平静，可是我感觉得出——父亲牺牲４０年
了，她已将近七十岁！
后来，她不知道从那里打听到，有人在编一部《烈士传》，于是起念，希望父
亲的名字能够列进去。我不知这想头折磨了她有多久，我只以不闻不问来泄她的气
。她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决定给父亲的显赫老友写信：聂荣臻，邓颖超，还有谁谁
，希望他们就入《传》这事，为父亲的身份做个证明。信发出去了，她等着，一周
、两周，一月、两月……
妈妈曾很潇洒。１９５０年初，当她被告知傅大庆的孩子均作为烈士子女由国
家抚养的时候，她声言自己有工作能力，愿共同承担。后来，在她的动员之下，舅
舅们不但献出了外公那所数房聚居的大宅，还将堪称国宝的古玉“召工刀”、“周
公发箍”等老人的多年珍藏献给故宫博物院⑺，弄得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徐冰亲自
到我们家来致谢。
分到她名下的外婆的首饰细软，她也一样不要。她和我的继父一直在东北工作
。１９６０年，妈妈终于回到北京。我记得第一次造访她的家的情景。那一次，我
真是大吃一惊。妈妈不是个讲排场的人，这我早有思想准备。但我万万没有料到，
她的家会徒空四壁到如此地步。对革命、打江山等等，她一定有她自己的理解，与
王震那种出身赤贫，向往“跳到少奶奶的牙床上踩三踩”的泥脚杆子可能完全不同
。也许正是这种巨大的共同事业上的成就所衬托的个人的清贫，才会使她得到真正
精神上的满足。那就坚持下去嘛，这回，何苦呢？
她等着，没有回音。信不会收不到，她寄的挂号。或许人家太忙？不会——他
们不但都已离休，还都保留着自己一应俱全的“办公室”。忘记了？也不大可能。
因为，除了老年人其实有更清晰的早年记忆这一一般规律而外，邓妈妈曾于１９７
０年末在一瞥间将我认出，她脱口说的是：“和大璋当年一模一样。”
事情明摆着，他们不回答，是因为不愿或者不屑回答——虽然妈妈在信里既没
有要求房子，也没有恳请安置子女；我那时也还没有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
人物”这类帽子。
她希望最后能为亡夫作点什么。她心目中的他的“老友”到了儿也没有睬她。
父亲几乎没有遗物。他们的曾家岩喜幛，是母亲的一位非共产党的女友，千辛
万苦保存了几十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辗转交还给她的。他曾做过生活书店的编辑，
生前被他的同志们称为“文章高手”。身后留下的，只有一部译著：克劳塞维茨的
《战争论》。
〔二〕我的义父 叶剑英
我本不愿，或许也不该写我的义父，因为他在历史上名头似乎已被锁定，不但
有官方成摞的、板上钉钉的文件，还有官办的传记组。有关他的每一个字都要迁就
不可冒犯的正史，闹得不好，还会撞上不知什么人的实际利益。同样沾不得的是他
的一批不但出类拔萃，并且已经动辄左右市场、左右他人的命运的子侄；外加成打
的一提起他就要顿足、就要落泪的战友与部下……我想，就算他们对他有着深切的
了解——我认为并不大有——可能也只愿他高高悬在天上，做一颗万人仰视的遥远
的星。
当然，做星没有什么不好。多少人都想做星，付出毕生的努力，也不过是一方
倏乎间即消逝于无际宇宙的陨石。但我知道他是一个人，一个才智出众，却处处容
让；充满温情，又时时克制；有着细腻的感受，内心又十分寂寞的人。更奇怪的是
，原想退步抽身，却总被卷进残忍格斗的漩涡中心；常常被认为超乎寻常地沉着机
警，还大玩过几次权术，却是一个对政治极端厌倦的人。
我还不到５岁即被他收养。他之收留我，我想，一方面当然出于对父亲的友情
，另一方面，也因为他身边正有一个比我稍大一点的女儿，而这女孩的母亲，当时
没有、后来也未能和他们父女生活在一起。我，正象那位瑞士作家笔下的小海蒂一
样，成了３０年后以凌子而蜚声影坛的他的亲生女儿的玩伴。
当我渐渐长大，学会了观察人生，特别在我已经成了一名作家的时候，我忽然
悟出，原来一个凛凛伟丈夫——更不要说还是一位元帅，对妇人和孩子能怀有那样
的耐性和醇醇温情。当然，它的反面，即越是卑琐、无能的男子，越爱向妇人孩子
瞪眼睛。
到我和凌子长到１０岁左右的时候，他的第四任夫人，在为他生下一女一子之
后，又告离异。这时，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共有六个孩子：三名处在最讨人嫌的年
龄的少年和三名幼儿（其中一名是他的妹妹经手收下的一个与他完全无关的“love
child”）。不难想象，对一个独身男人说来，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情景，而
他处之泰然，带着这半打嫡系部队，外加保姆警卫司机正好凑成一个班，唱歌、跳
舞、打猎、钓鱼……很难想象哪一个中国家庭如此民主，民主到没有一个孩子感到
家长的威严：他所暗示的标准过于宽厚，我们事事自己拿主意，没有来自家庭的管
束，甚至没有建议。这宽厚与他所能提供的保护与给养加在一起，造成了在中国那
时候那种酷烈与贫困的大环境中的一个小天地：无忧无虑，自由自在⑻。这本是一
个正常国家每个未成年公民得以享受到的天赐的一份，不幸在中国成了特权。所幸
当时与这项特权相伴的，是五十年代新中国那种心态的开放和对知识的渴求，而不
是如今天这般攫取财富的渴想和机会，我们——起码我和凌子——从而得以有了一
副健全的精神，和只有在健全的精神下才能有的视自由与正义高于一切的内心准则
。这就是为什么凌子在１９６６年成为民众中最先觉悟的顶尖人物之一⑼，也是为
什么我会在八十年代写出这些“不讨好”的作品，和以后的种种遭际。
那段时间我们玩得真是开心。而那一时期，直到最近反复研摩共和国史才知道
，正是他们一批所谓“元勋”被毛泽东无端猜忌，离开了他有着深厚根基的南方，
只身北上，以才智最高的盛年，在京都赋闲。“削藩”这套把戏，从史书上看，常
令胸怀大志者烦闷暴躁，我却没有见他发过一次脾气。不但不烦不躁，现在回想起
来，他竟从不“走动走动”——这是几乎每个在政坛上混的人都不得不为之的。他
究竟是等待着还是隐忍着，或是以天生的淡泊来对待纷争？总之，他是那么安于被
误会，被搁置⑽，直到局势真正需要他：一举擒获“四人帮”，推出邓小平。
他是一个业余科学爱好者，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不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对科学怀有
如此天真不倦的崇敬。四十年代初，在延安那种地方，他曾把他的宝贝女儿牛妞，
也就是凌子，交给马海德医生作牛痘实验；到了五十年代，他的爱好又得以升级：
我对导弹的最初的认识就来自他的亲口诠释。一天，那时我刚读初中，他请才从美
国归来的钱学森夫妇吃饭。客人未到之前，他极为高兴地以几个孩子为对象，讲这
马上来的人有多么了不起，是“研究一种能追着飞机飞的炸弹的”。要不是凌子的
坚决抵制，他恐怕会把家中所有的孩子都送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但后来我弃工
从文，他倒也没说什么。在我跑去告诉他：“我现在乘飞机飞来飞去，住大饭店、
出国，都不是因为爸爸的关系，而是我自己挣来的。”他也由衷高兴。当然他也没
有见到我的坐牢。他切盼他的孩子们学到哪怕不大，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两手本事；
而当他们不是这样的时候，也未见他厉声斥责，只是默默地失望，默默地伤心；最
后，没本事的孩子借他的名义“出息”了，他理智上的责备总是向他的亲情之爱让
步。
最近，我有机会反复揣摩共产党从建党到夺得政权这３０年间的历史，在重重
的政治烟幕中找寻合乎逻辑的历史印迹。无论对谁，这都不是件轻松活儿，对我尤
其如此——因为我的义父混迹其间。我怀着学人绝不应该有的关切与忐忑，在一部
又一部冠冕堂皇的废话间，找寻他有没有如他的同伙那样或踊跃、或无奈地欺上压
下、卖友求荣，努力发掘他保住自己位置的秘密。比方说，１９３５年那封电报，
究竟收到过没有（编者注１）；１９４０年，新四军与日军大本营，到底有没有直
接联系；１９６６年秋，他焦虑地为毛泽东到国外购置尼龙避弹衣（编者注２），
而转眼间，又因发怒而拍裂了自己的指骨，贯穿其中的，究竟是什么。我发现，他
从不反抗，也不出面主持公道；每有变故，他持的往往是容人、给人方便、放人一
条生路的态度——但以不开罪毛泽东为限。他的主调是温和，而这温和，究竟是出
自快乐的、喜好美景美食美色的天性，还是因为看了太多的惨烈？他不是个憨人，
他非常聪明，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政坛恶浊如此，生逢一连串诡诈矫情的“路线
斗争”，他只是不做帮凶，努力不厕身其间而已⑾。毛泽东晚年给他的评语是“吕
端大事不糊涂”。我体会，这不糊涂的第一要旨，是笃信“只要有这人（毛）在，
一切反抗只是自取灭亡”。
１９８３年，我写重庆易帜前夕中美合作所屠杀的时候，他还健在。那次，他
不仅详尽，简直兴致盎然地给我讲述“军统特务案”中他所经手的细节。到我开始
写历史纪实，他已离世。对我说来，最觉后悔的是，与他厮守有年，竟一次也没有
就重大历史疑点向他求证。
我和他从来没有亲近过。他顺口将我称作“女儿”，很耐心地给我改诗⑿，都
不意味着他曾很关注我的成长。家里增加个把孩子，在他说来不算什么事，我也从
来不曾有过童年的家庭感受。
我远远地望着他，只知他晚年非常寂寞。随着地位增高，他变得越来越伤感，
越来越脆弱。在一步步走向人生的尽头的那几年，似乎是，他漫长生命当中每一个
片段，都在他的记忆里活了起来，弹拨起当年壮怀激烈戎马倥偬而来不及体味的一
切。到这时候，已经没有人为了“谋”个什么巴巴地去看他了，他终于得以只生活
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的老友，包括我的母亲，终于得以去看他。那场面令人凄然
——似乎谁都有话要说，而谁都说不出，只“执手相看泪眼”。他们想到了什么？
他们是不是在无声中交流着当年为了“革命”而轻易地抛下的属于人的可怀恋的一
切？就是这时，他颤抖着为我的生父题写了那四个字：“义无反顾”。放下笔，已
是泪流满面。
世间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绯闻，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已近天方夜谭。如果有
人嫌世上千万种言情小说还不够，有兴致再加上几种口述本，也没有谁阻止得了—
—哪怕那指名道姓的版本离谱离得厉害。善于写词的毛泽东推崇他的七律，他自己
最钟爱的却是北宋词人辛稼轩。为什么？他没说过，我也没听见谁问过他。有着极
高的才具与抱负的辛弃疾四十二岁就已被闲置，一腔郁愤怎么个去处？政治上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