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的才具与抱负的辛弃疾四十二岁就已被闲置，一腔郁愤怎么个去处？政治上失意
，人生价值并没有贬低。于是，我们终于知道，写出“醉里挑灯看剑”这种典型军
事政治家豪迈句子的词人，能对一片山、一丛树，对农人的辛劳、孩子的娇憨，有
如此细腻的感受，对女性的爱恋也会如此明艳哀伤。他呢？辛稼轩写道：“知我者
，二三子”，他不是么？对于居处布置，他没有特别的口味。走到哪里都不变的，
只有那帧挂在床前的母亲的像；还有《稼轩词》，永远在手边。
他或许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感情经历，但那结局在常人看来，也许稍嫌寂寞了
一点。这个一生对女性怀着不倦的激情，也一直为她们所眷爱和景仰的人，在他“
辉煌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一名爱过他和被他爱过的女子被允许守在“身
”边。他的葬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他的四任夫人，还有在他五十岁上鳏居以后的
３０多年的岁月里，曾比较深入地介入他的生命的三位女性——当时她们七人全在
世——都未能露面。
就心理而言，我不认为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觉得世上最残忍的事情之一，
就是一个做母亲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别人家去寄养。孩子不象成人，家庭几乎就是
他的一切。他还太小，家里得不到的，没有能力到社会上取得。如果有人——哪怕
是亲戚和最要好的朋友——把她的孩子寄在我这里，我不能保证，我对他们能象对
我自己的孩子一模一样，一样到连孩子本人都察觉不出来。
他没有当面夸过我——也没有骂过。后来我知道，他对别人说过我爱看书，可
能我老是泡在他的书房的缘故。但有一句评语被我听到了，还不只一次：“养不驯
。”
（三）我的继父 唐海
我的继父初初看去是一个心不在焉的人。他生活在他自己思索的世界里，只有
当讯号过分强烈时，他才回到世俗中来。而他一回来，立刻就给出自己的结论。
他是１９３６届上海交大的高材生，本已在当时的中央政府就职，只因一个偶
然，他去了延安。那是有一次，他在军用机场等候他所托运的技术物资，左等右等
不来，最后被告知因舱位紧张未能启运。而就在这时，他一眼瞥见飞机上正往下卸
的达官贵人的保姆和婴儿车。就这么一怒之下，他决定革命了。而那时革命似乎只
有一个去处——延安。因为英文好，他曾在那山沟里为毛泽东作翻译，也是中央研
究院少数几个又学通了一门俄文的人。斗王实味，不知他是否在场；从已发表的资
料看，“坦白”和“抢救”的时候，他已被发到了绥德，就在那里被关进监牢，罪
行是“同一名女青年接过吻”。后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⒀读到这里都不禁莞尔，
但他已经吓疯了。在此后的大约４０年，他没有离开过“冬眠灵”。
抗战胜利前夕，延安开始给被“冤屈”的同志甄别。打的时候就稀里糊涂，甄
别的时候清楚得了吗？毛泽东说：“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自
己到前线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
民党去，怕什么呀！”他去了东北，紧随在接收地盘的大部队之后。他没有离开共
产党，到死都守着他年轻时候的梦——不仅守着梦，还象所有得到了“党的宽大”
的人一样，怀了一腔感激和对未来的憧憬。
他和母亲就是在那里遇见的，在那片寒冷荒芜的富庶之地。他是工业部化工局
的技术处长兼计划处长；她是该局合成炼油厂副厂长。这可能是我的继父一生最愉
快的时间，因为“前线”需要汽油，没有人会在这个当口整他们。那几年，他的从
油母页岩中高效采油的建议得以充分的发挥；他还是当时少有的能与苏联专家直接
交谈的主管干部。我的母亲是一个太爱才的人，完全被他的知识和谈吐迷住了。看
他实在太邋遢，那样风流的人品，竟睡在光褥子上，母亲把自己心爱的细亚麻布床
单亲自为他铺好，算是照拂也算是一种情感传达，没想到再见面时，那床单已被撕
成一片片包在脚上了。
“建国”了，象他这种从延安“炼”出来的技术人才，应该是共产党的宝贝了
吧？不料他因为太懂技术，又不加掩饰地把他懂得的说了出来，竟得罪了不那么懂
技术却很懂政治的“泥脚杆子”。从５０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只要有政治运动
，他所在的石油系统揪出来斗的，一定是他。到了５０年代末，他已被贬到大庆，
贬为一个几乎没有人知道的部属“安达石油学院”，任职副院长。他一点也不觉得
有伤自尊心，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反而一心一意认定非把这所学院办好不可，
起码办得如他母校一般，成为全国一流的工科大学。他亲自教授普通物理、高等数
学和英语，训斥他认为不称职的教师和不用功的学生，亲手布置图书馆和实验室⒁
。就在学校开始有起色，学生们开始爱上他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和每次一
样，他又被当作靶子抛了出来。他在延安整风期间落下的精神病从没有过彻底治疗
，二十几年来一次次犯。这回，当我的弟弟闻讯到安达去接他的时候，他正跪在零
下３０°的雪地里，双手和耳朵上冻起血泡，口里喃喃叨念着延安的认罪词。
他被接回北京，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神志一天天清醒。没有学可教了，想到大
庆油田那么好的地质条件，却因出水过早而有２０％的原油“窝”在井里而废掉，
实在可惜。他认为这是注水管的出水孔简单地平均分布所致。他列出公式，计算并
且绘出了合理的注水孔的分布图。他致信有关部门，没有人理他，更没有人拨给他
一口井作实验。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他在北京大小胡同的铁匠铺里转，交
了一批围着帆布围裙的白铁工师傅朋友。他们按他的口述给他打造大大小小的采油
模型，从此，家里丢满了他的“实验器皿”：洋铁皮盒、洋铁皮管和泡沫塑料块，
本已拥挤不堪的公寓套房成了他提高大庆油田出油率的实验场地，家中定量供应的
食油成了他的实验材料。
待到他认为这项实验已经有了结论，却见不到任何被用到油田去的可能的时候
，一句话也没说，把“场地”草草收拾掉，开始一页接一页背郑易里的《英汉词典
》。词典背完了，还能做什么呢？他又投入一项新的纯理论研究：质疑爱因斯坦的
《狭义相对论》。他把他的构想向我解释，其郑重与热切就象是接受一项国家研究
项目。从此，家里满是他的计算公式，密密麻麻地写在小学生练习本上。
我不知沉浸在这种境界中，人会有什么特别需求。他不断向母亲讨酒喝、讨烟
抽，而妈妈也象所有的妻子一样，扣住不给。他于是自己到小铺买，妈妈又扣他的
零用钱。他于是以他能得到的一点点钱，买最下等的，身上永远散发出劣烟劣酒的
臭气。一次，我四岁女儿发现她屋形小扑满突然之间空了。问到他头上，当外公的
开心大笑起来：“哈哈哈，大公公偷了菟菟一房子的钱！”
他不象父亲，不象家长，社会上的事他都不甚了然。他只象是家里的一个不挑
剔的大孩子，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有一回，他不无惊惶地提着一支不是盒装而是筒
装的鞋油问妈妈：
“杨洁，现在的牙膏怎么是黑的？”
他生活在他的理论和技术世界里，即使和家里人，好象也没有多少话说。他的
伙伴只剩下３岁到６岁的孙辈，１９６８年出生的菟菟成了他寂寞晚年的小友。他
把她叫做“鸟儿”，她的牙牙儿语在他听来就是如此，而这对他也就够了。
他的孩子那时是十多岁的少年，他的学问和为人距他们的理解力太远，他的怪
诞却已到了他们容忍的极限。弟妹们不但不和他亲热，反而将他们的爱与依恋转向
反面，不理他、呵斥他。只有我给他买酒，并且坐下来陪他喝一小杯。这时，即便
他没有发病，也会大睁着充满血丝的眼睛对我说：“小庆，我一定好好学习马列主
义，一定好好改造，要不然就会象王实味一样去做特务。”这可能正是我写王实味
的最初动因——我想要知道，王实味到底怎么了，能把一个优秀如我的继父的人吓
成这样。
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时，高兴地题辞送给母亲，完全忘记了他是母亲的配偶
。对此他丝毫不计较，他读完了全书，随即把他最喜欢的《后记》译成英文送给我
。１９８２年，他的小女儿，我的小妹妹，在２４岁上患绝症离世，我们全家陷在
悲恸中无以自拔，身为父亲的他却象是淡淡地没有这回事。不过数月后，他突然一
句话没有就去了，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心里的创痛，不会与人分担，只能自己默默承
受的创痛。
我的继父是一个心思与情感都很深的人。而全世界，包括他最亲近的人，都忽
略了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死讯传到安达，竟有那么多多年以前挨过他的骂的学生
为他哭。我一次次买了送给他的酒，还一瓶瓶地排在柜子里。每忆及拦住不让他喝
的情景，妈妈都唏嘘不已。母亲整理他的手稿，数百页精密的计算之后，赫然出现
的是这样一个结尾：
这篇论文从１９６６年开始写作，直到１９８２年，前后写了１６年才写到现
在这个样子。
我感谢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尤其是《两论》对我的启发；我感谢周恩来总理对
我的精神鼓舞，我感谢叶帅对我的挽救，并且把我调到了北京这一科学中心，并且
指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群众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行工作；邓帅明确指出
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要命题，给了我对这篇论文的正确性以充
分信心。——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万岁！革命先
烈万岁！
１９８３年２月２日 早春气息之夜
我们终于知道，那场红色风暴来临的时候，他所受到的惊吓：他逃进爱因斯坦
，将学术视作唯一的藏身之所；我们终于知道，延安那一击，给他的戕害之难于复
合。掌权的大人物为着自己的交椅而拼就的政治套语，已经融进他的生命，直到死
的一刻。
“可怜死了，可怜死了……”妈妈说，哽噎着。
他的油田注水方案据说已经用在新油井开发上。他的对《狭义相对论》的辨诘
至今没有一个人能看懂。如果这份心血不能当作他的成就，也算是一个因“早年革
命”而失了心智的人在那场新的、令他颤栗不已的年代里的一个慰藉吧。
〔四〕我的公爹 王磊
当我作为新娘被带去见公公的时候，他正关在“牛棚”里。那是１９６７年，
我和我的丈夫刚从文革初期的冲动中醒过神。我不记得此前是否打听过王德嘉的家
庭背景。嫁了，去看公婆，最自然不过的事。
他独自一人坐在他的牢房的板铺上，头发胡子都很长，看上去就象一名山野道
人。我们被带进去的时候，他只淡淡地点了点头，连我的名字都没有问。三人（我
们夫妻外加一名看守）落座之后，王德嘉开始向他宣讲形势：毛主席的指示，山河
一片大好，云云。他静静地听，眼珠都没怎么动。这样大约讲了半个小时，王德嘉
回过头对那看守说：“下边，我们要谈点家里的事，您是不是……”
那人直盯着他，不吐一字，也不挪动一下。王德嘉叹了一口气，回过头开讲家
族豆腐账：大哥如何，二哥如何等等。
不幸那看守是个凡人，坐久了，不得不出去“方便”一下。就在他刚刚起身出
门那一刻，我看见我公公那双藏在一堆毛发当中的眼睛突然亮了，鼻子下边一蓬胡
须正当中，也咧出一个笑缝。他仍然没有说话，只欠下身，撩起他的床单，示意我
们向下看。我们伏下身，只见铺板下边，一簇簇吊着——糖果、糕饼和香肠。
门一响，看守方便回来了。王德嘉重新开始向他宣讲如何正确对待群众，如何
正确对待自己。他静静地听着，就象我们刚进来时一模一样。
后来，文革结束了，大家都开始了正常生活。我不是一个正常生活下的好儿媳
。我们拼命赶工作，好象要把十年荒废的岁月抢回来。我不善理财、不知孝敬，不
但不能朝昏定省，有时成年累月不登门。公公本是个讲究家规的人，但都原谅，似
乎是，只要“孩子肯上进”，又有过“牛棚”那一面，怎样都可以。
１９８９年春，他常年的咳嗽最后诊断为癌。公公一天天消瘦，心情却十分平
静。他是个懂医道的人，知道“活下去”本已无望，只为这是我们大家，特别是奶
奶的切盼，于是忍着巨大痛楚，不但一一尝试种种莫名其妙的新药，还一一向我们
解说种种治疗方案。
“六·四”之后，他把我叫去。他很少叫我，除非家里有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好
吃的东西。那次，他已经瘦得让人不忍抬眼正视。对我的退党，他什么也没说，只
问了一句：“还做过别的吗？”我一一禀告之后，他点点头，依旧什么也没说。
在牢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我的公公了。没想到，他提出临终的请求——
在医院保卫部的监视和监狱方的监押下，我来到他弥留的床边。
我拉着他的手，哭着：“爷爷，我第一次见你，是你在坐牢；你这次见我，又
是我在坐牢。当时，我不信你坐牢是因为做了坏事；你也一定要相信我，我没做一
件坏事……”
就是在这时候，他说的那句话：“咱们……顶得住。”
我说：“爷爷，你也一定要顶住。你最爱喝我烧的汤，你要等着我，等我回家
烧给你喝……”
他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