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吸到第三口或第四口时，我便开始感觉到一点一点“黑”起来。这情景很难描写……我的感觉是好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仿佛走入了非洲的一个大森林（实际上我并无走入非洲森林的经验，此处亦是一种假借），走一步黑一步，越走越黑。
我曾经在新闻片中看到过纳粹罪犯被施绞刑的情形。在这时，这个记忆骤然地引起我心理上的一种联想作用。无论是从我的思想或是从我的过去而言，我原无将我自己和那些纳粹要犯联想到一起的可能。这个联想的发生，虽然是由于我看过那张新闻片的关系，而形成这个联想的中心则为“权力”一事。无论在当时或者现在事后的分析，这种联想显然并不牵涉到任何道德上的问题，或者政治上的成败的问题（政治上的成败本是相对的）。这个联想的中心思想，只是说，那批曾经赫赫一时有大权力的人物，这时竟毫无反抗的能力，其生死完全操之于他人掌中，而将在顷刻之间结束其生命。我们平时，凭这支千钧之笔，发挥我们的理想，陈述我们的抱负，替一切受难的人们呼吁，抨击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扫荡各式各类的人渣，保持有一个虽然飘渺而不可捉摸但其坚硬却胜过钢铁的意志，而在这时，整个的生命（包括寄托在这个生命上的智慧、意志、理想、权威、品格），都操之于他人，一切听人摆布，自己失去了任何表示意志的能力，甚至即将失去任何表示意志的机会，心里充分感觉自己的生命，一秒一秒更接近“死亡”——在那种情形下，亦不能自已地发出一种对于人生的轻微的感伤！
从这里看出，储安平对于死的最大的恐惧是在不受物质束缚（即解脱的）那部分。他几乎压根没想到喉管折裂、颈动脉阻断，没想到断气前可怖的痉挛与抽搐。他对死的恐惧在于精神与意志尚存，而居然无所寄附。那么，当即使生命依旧存在却无可寄附的时候，这生命还可贵么？这死还可惧么？
在我当时的心理上，一方面占据着由于有如上述有关“权力”一端而进发出来的感想，一方面又同时联想到一切被迫即将丧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而迸发一种深沉的同情。我所谓“一切被迫将丧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所指范围权广，通常最主要的部分即那些因犯罪而被判死刑或因政治见解不同而被处死刑的那些人们。罪犯罪犯，原都由于现代社会的罪恶；而由于政治上的斗争或忌妒因而被人或公开或不公开的处死，更是人类社会里最可哀痛的不平事情。当他们从囚房提到刑场，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之路时，没有人可以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究为如何，而他们自己显然也不再获有机会向他人报告他当时的心理。无论电刑、绞刑，或执行枪决，行刑的本身虽只是一刹那之时，而自囚房至刑场这一段，总是一段可怕的、不堪想象的路程。当我被闷药的药性一秒钟一秒钟地逼近死亡的境界时，我深深体会到那些不幸的人们的内心的悲哀。除了少数例外，没有人不是留恋他们自己的生命的。然而他们竟活生生的被人强制结束他们的生命。无论他们是否热泪盈眶，他们的悲哀终是一种绵绵无尽期的悲哀。
在1966年，当他一步步向青龙桥走去的时候，感受肯定已与此时不同。他或许已经不认为“哀莫大于心死”，而是“哀莫大于心不死”了。
我说我当时有一种“轻微的感伤”，这感伤是属于人性的感伤！……一切引起联想的，都是一种属于人性的联想，而非利害的联想。最明显的就是关于我的孩子。我是一个离婚多年的男子，可是我有很可爱的孩子。我的女孩性情柔和，知趣识礼，年龄虽小而已表现一种善于治家的本性。我的最小的男孩，则天资颖慧，聪明玲珑，具有一种使任何人一和他接触便会喜欢他的魔力。我非常爱他们。可是这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
有关利害或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项，在当时曾经占据过我的心灵，就是关于国家的前途。我当时曾经确切的感到，万一我此去一闷不醒，最后使我不能“瞑目”的，实莫过于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走上轨道一点。因之我在事后感到，对于一个真正的忧国之士，我认为在三十四年八月至三十五年二月之间年老寿终者，实不失为一种人生大福。因为那时抗战终获胜利，政协亦庆成功，而为日后发生的种种纠纷与悲观，尚未显露。在那时死去，可谓心情宁静，无所遗憾。到现在，假如我们竟然因病身故，实有死不瞑目之感。
安平作此文时不过一介报人。到了1966年，不但连这小小报人也已不是，还背负着即使心灵足够粗砺，也不可能不时时感到的耻辱。这他在1957年就当众招认过：“当全国对我进行严厉的批判、我开始看到我自己错误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无比沉痛，感到无地自容。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有脸到门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不敢讲我姓储，深恐医生怀疑我就是那个右派分子储安平。”这抽紧的心可以说一刻也没有舒缓过。那么，到底是什么支持着，又让他活了将近10年却在最后一刻终于支持不住了呢？我们今天能找到的答案只能是对国家前途尚存的期望，和由于预感到这人类大悲剧的即将来临而生的绝望。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还有自1947年以来就有的对“受物质束缚的命”之终结的坦然：
我终于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我的知觉了，就像一个小孩在哼着山歌时忽然睡了一样。
但他失败了，当青龙桥民警行使公务，将他从水中拽出的时候，已注定了他再得不到“永久的安宁”，而是辱上加辱。但在那清冷的水中，他究竟还想到了什么？有没有类似张东荪教授在监狱里自尽前用双手拉住套在颈上的绳子一类的行为——并非智力活动的结果而只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他又被扯回人间，当他在九三学社小南屋温暖干燥的角落里蜷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实际上已向“生物习性”让步？
第二天，他交了检讨书（自杀经过及对这一错误的认识），向红卫兵和九三值班人员提出“能不能不回家，就住在这里”，并要求把一批银行存单交社机关保管。
前边已经说过，储安平在银钱上是十分精细、精确，乃至近乎苛刻的。他的两任妻子都没有管过他的钱，他的儿子因为不愿开口向他要零用钱（以免受辱），十几里路步行上学，以省下车钱买些少年人渴望的杂物；而在高中毕业以后，为尽早经济独立，大学也不肯考——这又伤了他的心，储安平的儿子居然不念大学！
不知他当时准备交到社里的钱是个什么数，这对他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能包括《观察》解散时，流落到国境以外的股东们的股金（董事会决定交他保管），还有国家收购他一所大房子（现阜内鲁迅博物馆）的报酬。他曾去找过他的次子，请他保管，这个被深深伤害过的孩子一口拒绝了。至于A夫人，当然不会接受，就算她有这份侠义心肠或说对事物的分析能力，也不愿担这种责任：想留在这里，把机关和红卫兵司令部当作避风港么……
她如实向统战部汇报了。当时在那里主管工作的，想来既不是李维汉，也已不是徐冰和薛子正。回复是明确而坚决的：“储安平，大右派，保护起来，不合适。放到社会上经受锻炼。”A夫人将这一决定向储安平作了口头传达。
如果在这前后发生的另一个细节不是这样而是别样，我们的故事可能要全部重写：储安平的小儿子刚刚来过，他给父亲送来了简单的行李。尽管苦苦的哀求转达了，这名年轻的音乐学院钢琴系（而非作曲系，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教师还是拒绝见他。
这最后的打击是沉重的。或者换句话说，他此时已经受不住哪怕轻微的一击——特别是来自他最爱的人。
他不能怪他们，他的妻和四个孩子。他只有怪自己。他对他们的爱是放在对自己的钟爱之下的，并且包含了太多的训导与功利——正常的男子不会这样作丈夫与父亲。
这里当然也不包括他的第二届夫人，虽然他与她的恋爱曾闹得沸沸扬扬，以至引出那么多社会讥评与长者干预。但她既然是为他的名声与地位而来，自然会随着他名声地位的丧失而去。
他也不能怪他的长子。他几乎没有扶养过他。这个没有受足教育就参加了志愿军的少年，得到的赠言是：“初中文化，参军最合适。没本事，就保卫祖国去吧！”他在1957年夏就登报与父亲断绝了关系，比章伯钧的儿子还要早。
他的女儿是爱他的。这个心地淳厚的姑娘，本是储家最进步、最不带任何批判地热爱新中国的一个，但在父亲的问题上，她的表现最“右”，就是不贴大字报、不在会上表态，清队的时候坚决拒绝发言。出事的前两天，她还打发丈夫把新培育出的无子西瓜给父亲送去……可惜储安平是个重男轻女的典型，对新生的女婴，他居然说过“弄死得了”一类的话。
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已经很远很远了……
他把行李卷卷好，面对着一张张写满了忏悔及恳请组织保护的认罪书，坐在那里发呆。
A夫人的声音传了进来，“轰出去，一定得把他轰出去！”说得又清脆又利索，他听得很真切。
他站起身，把行李夹在胳膊底下。
10月的北京阳光明媚。他跨过那扇曾经那么意气风发地进进出出的小门（他曾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还曾任机关报《社讯》的主编），朝那满是黄军装、红袖标与铜扣宽皮带的街上走去。他不知道的是，就在踽踽走出胡同的当儿，A夫人即用电话把她自己的这一让阶级敌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考验的革命行动通知了不知什么人。
接着，发生了我们在本文最前边描述过的那一幕。也就是说，他回到了家、放下了行李，以后……
抄他家的有两类人，分属北京4中、91中，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中或小。第一类是政治性扫荡：这家伙可是红太阳亲自点了名的阶级敌人；第二类显然比较看重经济问题，他们从另一个敌人，家住地安门的郭牧师处发现他存在他那里的存单，他们或许是这样想的：好家伙，自己手里还不知攥着多少呢！
他的失踪几天之后才被发现。报上去，报上去，先是“文革”领导小组的暴怒：“出逃！查！”接着周恩来知道了。由若干名军人组成了一个调查组，整整找了近2年。虽然作了死亡结论，虽然银行也已同意亲属出示证明可以提取存款，但所有的老朋友都在苦苦追索，因为，“查无人、死无尸！”也许……也许有一天……他还顶着右派帽子哪！
他们有许许多多话要告诉他，他们想让他知道他离去后的一切：工人对解放军的大规模武斗、英雄纪念碑前如雪的白花。
但他们似乎更应该向他祝贺，他走得好，走得干净，走得是时候。伴着他离去的，虽然没有眼泪，没有哀乐，也没有反复推敲过的悼词，可他是挺着腰板，站着走的。他走的时候是个人，而不是一块招人疼、招人爱，却是想怎揉就怎么揉的抹布。
1967年章士钊到香港。在那里，他读到一首感怀诗，那是一名老报人写的，讲他自己1957年的一场梦。在这梦境里，宜兴出生的一名报人蹈海而亡，章士钊慨道：铸成殆将不免矣！
但徐铸成活着，到今沉静地坐在他上海的寓所。
他们忘了，储安平也是宜兴人，他也主编过报纸——70天。
或许，这飘泊无所的灵魂为潮白河所拒，却为大海容纳了？
愿他安息。
1988．10
（选自《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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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
戴晴
编者注：本文略有删节，特此致歉。
一百年了，中国有了多少变化？一百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做了什么？
（一）
二十世纪不属于中国人。曾骄傲地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之中心、文明之典范的中国人，在这一百年间，遭受的是无尽的磨难与屈辱。那症结不在外部，不在于它的统治者最常说的“帝国主义强权的觊觎与欺压”。过错自己犯下，苦果由自己吞。而知识分子的见识与作为，又是症结中之症结。
中国近代化的发端，主导因素不在自身——明代的那艘制造精良的大船，其远航的目的不是贸易，而是“远播皇威”，可见意念的悖晦。中国近代化（包括现代化）发端于睁开眼睛看世界。这看的结果是比。其实“比”本是中国皇帝的日常功课，否则也不会有那本最著名的大书《资治通鉴》。但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统治者不得不开始了另一种比：不再就自己的国力、武力和政治经济制度与数千年前的三皇五帝做纵的比较，而是与船坚炮利、繁荣富庶的外部西方国家横着比。
比的结果是改。先是在原有的格局下作局部改进增补（洋务派）；不料性急的“新党”（当时最激进的知识分子）等不得这一努力的成果顺序引发出自我变革的社会因素（实际上已经开始）即匆匆上阵，推行通盘政治改制。这就是上世纪末的文式维新（康有为变法）和本世纪初的武式建国（辛亥革命）。然而，就在这些半生不熟的改制有可能再度孕育现代社会的种子的时候，更焦躁的“革命党”（新一波激进知识分子）接受了扭曲的、教条化了的、急功近利的“马列主义”，一而再地以武力争夺霸权，建立起以“民国”和“共和国”为包装的专制统治——与两千年前专制的中央帝国相比较，实貌离神合而已。有了新的知识与学位的知识分子纷纷入仕，党治在中国覆盖了二十世纪的四分之三（1927…今天，台湾另议）。
（二）
毕竟，与武装夺权、武力维持的政治过程相并行，有人更多地着眼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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