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这是枉费心机、是反要惹来一头雾水的笨事！对不可救药的统治者，只有打打打，是不
能陈情的；因请愿而灰头土脸、而吃耳光，是可耻的！”
这个研究所，最后我没有念完，就自动休学了。但台大跟我的梁子并未中止，全部内
情，有一封我给钱思亮的信，一看便知：
思亮校长：
五十二年夏天长谈之后，迄未晤面；冬天我为文论列“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无形
中已与母校疏远。我是五十二年三月十九号自动在历史系研究所休学的，第二年春天，本应
复学，可是我不高兴再来办手续，就这样的，我离开了台大。
离开台大后，外面传说我是因为骂学校而被开除的，我每听到这类说法，就立刻加以解
释，我不但说我是“因为学校腐化，不高兴再念，而自动休学”，并且还指出：、钱思亮、
沈刚伯诸君还没有那样坏或有那样胆量——敢开除李敖。他们曾警告两个私下里写信建议的
学生，却不敢碰一下我这个公开写文章攻击他们的学生－这就是他们的公平和胆量！”
我对母校腐化情况的攻击，我知道惹得你们极不痛快。
你在黄季陆部长面前大骂我的话，我也不是不清楚。可是你总该知道，我不是没有保留
的人。我的一篇《台湾大学的“新十诫”及其他》被我直压到今天，才肯公布。光此一事，
就可证明我不是不为你们留点余地的，你们也大可不必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态也！
提到你们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态，我倒要正式问你一件事。你知道我为写文章论列胡秋原
“闽变”叛国事，被他诬告到官厅，缠讼四年，还没了结。我写这篇辨正史实的文章，用了
不少心，也参考了不少材料（其中有私藏的，有公藏的，公藏中有参考台大藏的，如“闽
变”期间民日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国闻用报》第十卷第四十九期，就是一例）。
当打官司的时候，法官问到我材料的来源，我完全根据实在情况说明，但然陈述，自无
疑义。谁知道胡秋原在半道里，忽然提出一项证据，他说他去函台大，问台大藏书和李敖借
书的情形，据台大回信，说该校根本没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所以李敖是当庭说
谎云云！
胡秋原这番话，使我大惑不解，因为我明明看过并且至今还有“图片证据”（图片上有
铃记是台大藏书）来证明台大藏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我的母校，怎么会公然作
伪证呢？
为了使事情更清楚，我托律师从胡秋原呈庭的证据中，抄出了台大的这封回信，全文如
下：
台湾大学 52校图1314
敬复者：三月二十一日
大函敬悉承
询各节经交本校图书馆查报敬复如次：
（1）本校历史学系研究室存有该年份东方杂志，中国文学系研究室存有国闻周报，惟
其中无来示所开年月份之部分，至该年份大公报，亦未存有。
（2）本校各研究室所藏图书，供师生研究参考之用，有关学系师生可就室阅览。因人
数众多，如非借出室外，自无登记记录可查。所询研究生李敖于五十一年九月内有无借阅各
该书刊一节，经图书馆查阅借出登记簿内，该月元此记录（五十年十二月九日该生曾借民国
二十四年份《国闻周报》十二一二十四期之合订本，与来示所开年份不同，该年份国闻周
报，本校并未存有，已如前述）。
国立台湾大学启五十二年四月五日
看了这封所谓“敬复”的信，我才完完全全明白：我的母校的确公然的在帮助“校外人
士”打击自己学生－的确明口张胆的做愚蠢而阴险的伪证！
当然了，这封伪证信是经过校长授意才发出的，所以它的夫态，不单是国立台湾大学的
失态，也是我们当今“大学祭酒”的失态。校长先生何不想想：堂堂一个国立大学，有什么
必要，要“敬复”外面人的这一封信？来信人不是法院，不是官署，国立大学又有什么权
力，什么法理依据，要向来信人“敬复”个被他在法院诬攀的自己学生的在校状况？退一步
说，你们发贱，“敬复”也可以，但怎么可以“敬复”得以伪证陷害自己学生？你们到底有
心肝没有？
校长先生，你托你是胡适干女婿的福，跻身为今日台湾社会贤达、学术自由的象征。你
到底为维护学术自由和自由学人做了多少事，挺身为这些人事“抗”了多少？你心里有数，
我们心里也有数。要你这种软骨病的人来“抗”什么，我们知道这是奢求；但我认为你既不
敢“抗”什么，至少不该一反其道，反倒助纣为虐的“陷害”什么。可叹的是，你毕竟畏于
权势，居然一再协同“陷害”了－我为你可惜，我为你可耻。
我跟胡秋原的官司，自五十一年打起，至今未了。我本来不想劳动你，所以一直没请法
院传你作证。现在关于胡秋原叛国资料的来源问题，因胡秋原仍利用台湾大学的伪证信来打
击我。所以我现在不得不请法院开始传你，希望你先读读刑法中伪证该当何罪的条文，再来
答话。你若想在出庭前参观我的“图片证据”，以便有所准备，我也欢迎，但请不必摆架
子，一定要你亲自来，才给你看。
一九六六年，被胡秋原诬告后第工年的开始之日
李敖在台北敬祝
思亮校长早早退休！
收信后，钱思亮缩头乌龟了，不回信也不去法院，当然我也莫奈他何，但我的本领却可
拿出证据，让他遗臭万年。钱思亮如此卑鄙，帮助胡秋原陷害我，起因是我发难揭发台大黑
暗所致，在我发难以前，他对我这台大名学生倒是一再示好的。在历史系毕业谢师宴上，他
特别招手请我过去跟他聊天；一九六三年夏天，他还特别与我做了一次长谈，长谈中他透露
了一个秘密，他说：“胡先生（胡适）死后，留下一些遗稿，其中有一封写给你的信，可惜
没写完，所以你直到今天还看不到。信中有一段是胡先生否认你在《播种者胡适》文章中提
到的六万美金的事，你说政府送他六万美金宣传费，胡先生退回了。你写出胡先生这种高风
亮节，对胡先生是好的。可是胡先生否认对他好的这件事，更可看出他人格的伟大。”那次
谈话以后，我们便没再见面了。
我在“碧潭山楼”的时候，曾有一封惹来大祸的长信给胡适。这封长信起源于胡适看我
太穷，限时信寄来一千元（当年的一千元，还满值钱）。我很感动，乃写了这封信。事缘一
九五二年十月二日，胡适到台中来讲演，那时我在台中一中，头天在火车站递了一封信给
他，第二天特别跷课去听，回来被训导主任谭卓民警告，我在周记里特别抗议，表示不服。
念台大后，到胡适死前，我跟他偶有往还。在他送了我一千元后，我觉得受之有愧，决定一
九六二年三月十二日以前还他。到了二月，钱一直没着落，我心里很急，不料二月二十四日
他突然死了，我真的“如释重负”，我想起《胡适留学日记》中“借一千还十万”的故事，
我后来虽没还他十万，但对胡适思想的流传，从写《胡适研究》、《胡适评传》、《胡适与
我》到编《胡适选集》、《胡适语粹》、《胡适文存外编》、《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等等，
倒是尽了“还十万”式的努力。
收到胡适的一千元当时，我的长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老年人总爱把青年人当毛头小孩子，所以我们心眼儿的话都不跟他们说，你在这方面非
常开明，所以“李敖先生”愿意请你听听他的故事。
我不喜欢假惺惺地谦虚，我自觉我个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个人的历史很可以
代表现代中国的某一些青年人——他们怎样在长成、在选择、在迷乱，最后怎样在制式教育
底下做了叛徒。这一段辛苦的过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运气较好的一个，因此我
还能自由地活着，活着讲我的故事。
我的祖父十几岁起就在山东做叫化子，后来替人赶马车，流浪到关外去，三百六十行中
至少干过十分之一。还有“外一章”－做过土匪，一次负了伤，躺在土坑里穷哼哼，一位大
姑娘救了他，他就讨了她做老婆，我爷爷也是个PTT，从此洗手从良，几十年后，居然被他
熬出一家银楼。我奶奶真能生，独力生了十二个（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她是热河人，我
爷爷一生气就骂她“穷山恶水，丑妇刁民”。可是“丑妇”颇有眼光，至少她说动了我那目
不识了的土匪爷爷，叫他送“老二”（我老子）上了京师大学堂。
“老二”在民国九年人了北大国文系，他的同班陆侃如魏建功都有了成就，可是他没
有，一毕业，十几口的家就累了他，使他放弃了吉林送他留学的公费，使他在抗战时逃不到
大后方，他逃到北平，就逃不动了（“九一”事变后我们全家到北平，我父亲到处找事都没
头绪，他去找过你帮忙，可是你没见他，他很失望，所以后来一提胡适之，他总是唔呀唔
的）。后来他总算在法部找到一件小差使，一次办移交的表现，居然使一位朱九爷赏识了
他，此后一直保荐他，宜做到王克敏手下的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他在胜利后从书堆里掏出一
张马占山开给他担任敌后工作的证明，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
日本华谷中将（？）为了打击王克敏，说我父亲贪污，一年监狱审问竟找不出证据，出
狱后王克敏为了酬劳他的“尽职”，给他做华北禁烟总局的局长，可是他似乎知道日本快垮
了，不能再干了，急流勇退，是他聪明的地方。胜利后北平大抓汉好的当儿，他却安然化名
在东北营城煤矿做他的总务处长！
抗战时没逃到后方，他颇以为憾，所以共产党一来，他决定先跑，跑到台湾来，箱里的
老底子全折腾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信他没钱，按说我也不相信，但我发现早上起来必须要
用盐水代替牙膏的时候，我开始相信了。
我父亲有意埋葬他过去的历史，重新捡起他在北大刚毕业时的行业，在中学教起书来，
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怀疑的，可是他的口才与办事能力我还看不到有谁比他好，他看到他旧
日的老同学，凡是不为家累逃到后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监委，他的学生也做了次
长了，他似乎不无感慨。他是一块做政客的好材料，他不能在这方面继续发挥所长，所以就
安心做了一个好教师。
他死的时候居然落得台中市市长以下两三千入送丧的场面，那时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师
表，人人歌颂他，同时痛骂那“不磕头，不烧纸，不流一滴眼泪，主张丧礼改革的儿子”！
那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经验，是我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吾往矣”的勇
敢，如果你要找寻一个“我对于丧礼的改革”那篇文章的试验人，你一定无法阻止我的自
荐。但是当我反抗我的长辈们逼我磕头的时候，在我脑袋里打转的还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首
诗——《礼》！
那是我大学一年级的事，那时我刚二十岁零二天，可是我觉得我已长成了。
二十年问，我那三姑六婆化的家庭与颇识时务的父亲并不能给我什么脱俗的影响与身
教，正如一般中产阶级的中国家庭一样，在这种环境里按说一个从未出过家门的男孩子不太
可能成为一个叛徒，可是我毕竟以这种身份出现，当我父亲眼睁睁地看我退还他的压岁钱宣
布“不过旧历年”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烦了，因为我的形成很简单，我
该感谢我父亲的就是他老先生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在别的小男孩还在玩泥巴的
时候，我已经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我父亲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
干涉我想要看的书，逃难到上海的时候，学费太贵，我的姊妹们都失学在家，他却叫我去读
缉规中学（就是你教过书的华童公学），不让战乱耽误我的学业。二十年与他相处，他似乎
充分发挥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伟不管他儿子，我向他笑着说：“所谓北大精神就是
‘老子不管儿子的精神，，你们北大毕业的老子们都有这种精神。”
从一九三五年以后，尽管世局天翻地覆，一个小男孩却。
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里，慢慢地成长，家庭、父母、姊妹、外人都不能“引导”他，
因为书本早已取代了他们的影响而把我带入一个新境界。在一个六年级小学生的书架上，客
人们可以看到《中山全书》，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奋斗》和大量左派的书报：从《观
察》、《新华日报》、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这些早慧的成绩虽然带给我那小头脑
不少的骄做，可是也带给我不少的迷乱。
整个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乱里，直到我进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师严侨（以侨），
我的生命才起了突变。
严侨是严复的长孙，初到学校的时候，立刻使我们倾倒，他的热情与犀利，文理科的知
识，英日文的熟练，都不是那些混饭吃的教员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严侨建立了友谊；很
快的，我知道了他为什么整天买醉——原来他是共产党！
他到台湾来就被发现，她的妹夫叶明勋保了他，他没被捕，也不能活动，很苦闷。住了
几年，读了些书，居然也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所以更加苦闷。一天夜里他又喝醉了酒，竟
向他的小知己大哭，他对我说：“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么改造，也是
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
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
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