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
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
党锁住，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
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
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
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
（多像丁文江！）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那时候，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
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叶明勋也为这事丢了官。两年
以后，严侨竟死在火烧岛。在王蓬常《严几道年谱》六十八岁条下写着：
元旦，长孙以侨生，字曰彦国。先生有诗云：“神州须健者，勿止大吾门。”又云：
“震旦方沉陆，何年得解悬？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
可是神州的“健者”哪儿去了呢？在“重泉”底下，他能告诉他祖父什么“象”呢？严
侨死了，在他原来的神到自由主义的神的路中间，他倒下了。
“严侨事件”是我生命里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离去使我有很长一阵子心灰意懒；
“严侨事件”对我是一个总结，它刺激我，使我重新给我自己结一次账。那时候的“李敖思
想”是一个大杂烩，那时候的我，做过全台湾三民主义论文比赛的得奖人，台中市祝寿论文
的冠军，以及钱穆的忠实读者。一个中学生，收到钱穆写的信、送的书，竟没有变成钱穆的
徒弟，竟在几年后放弃了“钱穆的路线”，这不能不说是怪事吧？
如果我没有看过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国粹派的书，而只看过你的书，而受你深刻的影响，
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当我在右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做过梦，又在国粹
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以后，转而拿起《胡适文选》，这该是一件很有味儿的事。就老一
辈的人说，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带给我这么大的变化，使我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道
路——那些使我着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不久，你的著作慢慢引起我很大的狂热，四十一年十月一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
千字的长信给你，那时我才十六岁，对你兔不了多少有点“人身崇拜”。从四十四年二月二
十六日我在“中副”发表文章驳太希的《胡适旧诗伺》起，我陆续写了不少介绍你的思想的
文字，那些文字现在看起来虽然大槽大滥，但是动机却很单纯——为了我深受过你的影响，
我也愿意别的青年人认识一下胡适之。
当时许多人笑我，奇怪我为什么不写点别的？为什么专门写关于胡适乏的？甚至有的朋
友开玩笑说：“李敖是吃胡适饭的。”
对别人的误会我很难解释，他们不晓得我“宣传”胡适思想是因为我在右派左派国粹派
中有过很长一段的矛盾，他们不晓得我对胡适之有着一种莫可名状的感情，这种感情使我不
能容忍别人乱骂你或乱捧你，因此我很费力地写了一阵子文章，希望人们看看胡适的真面
目，虽然我那一阵子的表现可能费力不讨好。
等我又大了几岁，对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迹了，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更清楚
的认识你、了解你，你有许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非常可爱，我觉得你有点老
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
前那样犀利了。我这种感觉只是感觉而已，我把它们多少表示在我给你的信和诗里，我知道
你不会介意的，我没有用看“太老师”的眼光来看你，我支持你，向别人为你辩诬，使我在
军队中得到“思想游移，态度媚外”的记录（我想你不知道军队中有着很盛行的“枪毙雷
震，赶走胡适”的革命理论，这种理论同时还有蔓延成“枪毙胡适”的趋势）。同时我也批
评你，我不忌讳，如果我远远站在一旁，诚惶诚恐地“执弟子礼”，或是满纸“道席”、
“钧鉴”，那未免太俗气。我喜欢你，为了你是一个“人”，有尊严、有味儿，我受你影响
和期望自己的，也无非是在权威和群众底下努力做一个“人”，不出卖自己，不低三下四，
我喜欢麝，为了它们在必要时会毁掉自己，为了换取不妥协。有一次我向殷海光开玩笑，我
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
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愿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
也许我值得骄做，为了我始终未曾放弃我的信仰，虽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
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点才干而不能照我的意思来“行道”，我会毫不费劲地背起我的
“自毁主义”下乡去。
我像不相信权威那样不相信传统，我是一个小人物，我不相信我能打倒什么，但是他们
除非很费劲，否则也很难打倒我。我像一个王八，他们不理我，我可能冷不防咬他们几口，
使他们气得血压高一高，如果他们勃然大怒操刀而来，那我就只好缩头不出，任他们花言巧
语，我也是不妥协，我可能是一个最没出息的cynic，在青龙偃月之下，自信不能做文文山
或史可法，只好选择罗素的泄气论，不过套一句蒋总统的话即“不到最后毁灭关头绝不轻言
屈服”，这一点可得“最佳勇气奖”。好在我对自己目前的韧性还算满意，我从军队里走回
来，还是无党无派无宗教，还可以很神气地写这封长信告诉你我还坚守我们的岗位，在你大
博士的领导之下，一同长期发展，一同宣传自由主义，一同歌颂马维君的美丽。惟一不同的
是你是头儿，我却不过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助理，想想“宁下勿高”的哲学，也许我比
你还痛快。收到你限时寄来的一千元，开心之至，温源宁、朱文长他们都记述过你慷慨解羹
的故事，今天我竟身受其惠。裤子既赎回，可说句大话，就是钱本是身之外物，你对人的体
贴该考第一，你用你收下我送的书的事来“诱”我收下这钱，其实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等量齐
观的。钱是可爱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找理由说这是不“苟取”，老祖宗们鼓吹“一介
不苟取”，何况一千元乎？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要坚守固有道德一一不能收。你既然这么好
心帮我一，个大忙，那么就让我把它作为一项借款，用它救一下急，周转一下，缓一口气，
我决定在明年三月十二日还你，“你千万不要推辞”，这样办，又不过分贪财，又不过分捐
介，又没有利息，又穿上裤子，还是再好没有了！
如果“谢谢”两个字能表达我的感动，我一定毫不迟疑地用它来表达；如果我不用这种
字眼，请你允许我寻找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
李敖 一九六一、十、十夜深
这是一封动人的信（内容关于爸爸做地下工作那一部分，胡适死后，地下工作的主持人
吴焕章先生予以澄清，证明我怀疑的并不正确），胡适看了这封信，拿给一些人看，当他拿
给叶明勋、华严看的时候，得知严侨之死，只是误传，他赶忙写信通知了我；不过，当他拿
给徐高阮看的时候，却被这共产党变节者，国民党卧底特务、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扣住不
还。这时胡适突然死了，信落在徐高阮手中，变成了李敖“知匪不报”并且“预谋投匪”的
铁证，最后，徐高阮联合了胡秋原，把这封信发表在胡秋原办的杂志上，并检送原信，告到
警备总部。从法律观点看，本案李敖“知匪”之时年仅十多岁，期间已过十多年，时效自然
早经消灭。警总承办此案的魏宜智上校当然清楚这些法律，但要整人，也不愁非法办法可
循。魏宜智他们显然权衡得失，放了我一马。三十一年后，我在复兴南路上碰到退休的魏宜
智，驻足小聊，往事如昨。经过三十一年的岁月，邪恶的徐高阮早已地狱单行，而发表这封
信的胡秋原也换来横祸双至：不但以诽谤被我告，要赔我钱，并且我以假扣押方法，还在他
“府上”贴了封条！最反讽的，是当年把自己戴过的红帽朝别人头上掼、举发李敖是“匪
谍”的胡秋原自己，居然跑到“匪区”去了，并公然主张联“匪”统一，今天且是所谓统一
联盟名誉主席！人世角色转变，滑稽如此，真不知胡主席何以自解也！天下竟有一边“”抓
“匪谍”一边喊联“匪，，的，这是哪国的“一介老儒”啊？雷震日，己中透露胡秋原此人
“反反复复”，雷震大概不知道“反反复复”的实际记录，计开：胡秋原做共产党（含共青
团），前后二进二出；做国民党，前后三进三出，自国民党、共产党成立后，谁有他这样
“反反复复”的记录啊？
最可耻的是，以这样又红又蓝忽红忽蓝的人，居然还举发另别人是“匪谍”呢，胡秋原
发表我这封信后，写读后感说：“照我的判断，此信是一种匪谍对胡适先生施用‘统战’手
段的信。”这是公然举发我是“匪谍”了。我很高兴胡秋原在三十一年前就有这种先知式的
举发，这位做过共产党特别党员出身再转为国民党大员的“匪情专家”对我如此恩宠，一朝
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时，我自当以他锡给我的“匪谍，，证明前往归队呢！我给胡适的这封
信，最后竟惹来这样荒腔走板的大祸，自非胡适始料所及。
一九六二年一月，胡适死前不久，对我有所评论，评论之言，都收在他的秘书胡颂平编
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里。胡适说李敖“喜欢借题发
挥”，说“作文章切莫要借题发挥”，他能够看出来我写文章的“喜欢借题发挥”，是他的
高明处，但他把“喜欢借题发挥”看成一种大忌，却是他的大错特错。胡适在一九三0年写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辩护他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曾说考证《红楼梦》只是“消
极”的目的，他别有“积极”的目的，那就是借小说考证来“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
教人不要“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考证《红楼梦》是本题，是“消极”的；考证以外
“借题发挥”的题外有题，才是“积极”的。胡适的毛病在他做这种双轨作业时，在本题上
陷入走火入魔、积重难返，因此虽未舍本，却舍了更“积极”的本，最后“功夫”总在“雕
花手艺”上，“缠小脚”而死。死前且不知道“借题发挥”的真义了，真是悲哉！
至于我自己，我绝对不会发生他这种错误，我在写作上，大体都能坚守经世致用的检定
标准，我总是用大学问“大手笔上显功夫”（本题），紧接着就是画中有话（借题发挥），
我的真正目的不在泼墨，而在使敌人全军尽墨。最后的转折，就是借题发挥，淋漓尽致而后
己，苏东坡讲作文要行云流水，我的行流最后，竟是怒潮飞瀑、一泻千里。借此种深意，胡
公不知也。
胡适是我在北平念小学、念初一就久闻大名的学者，在台中一中时，从陈正澄那里借到
《胡适文选》、又在旧书店买到《胡适文存》一、二集、又看到《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使
我对他大为佩服，但绝没想到，在他生前死后，竟跟我有那么多的奇缘与横祸！事实上，奇
缘后来还在衍生呢！他给我写的字，为了义助慰安妇，我拿出拍卖了一百万，由台大医师陈
耀昌义买了；他送给我并题字的华严《智慧的灯》，我点名叶明勋、华严夫妇以一百万义买
了（他们夫妇出了一百万后，又把该书捐给胡适纪念馆了）。这种奇缘还没停止，到了一九
九八年更妙了，我在历史系同班者同学陶英惠，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身份兼领
胡适纪念馆，我跟他说：
“过去胡适纪念馆一直被垄断，胡适留下的稿件我们都不能完整看到，钱思亮当年说胡
适有一封给我的信的残稿，能不能找找看啊？”英惠答应了，他嘱咐在纪念馆工作的朋友们
找找看，回报说找不到。可是过了几天，英惠突寄来一信，打开一看，赫然是那封信的影
本！共四页，第四页写了一行，就停笔了。英惠告诉我，柯月足小姐在整理胡先生藏书的时
候，忽然在书与书架问的空隙处找到尘封多年的几张纸，打开一看，原本就是这封信。信的
第一页左上角有钱思亮的亲笔（钱思亮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时，陶英惠做过秘书处主任，所以
认识他的笔迹），上面写道：“这是一信（封）胡先［生〕没有写完的信，请妥为保存，因
为这是胡先生人格伟大和做事认真最好的一个证明。”既然上有钱思亮亲笔，可证放在那么
隐秘所在，绝非胡适生前所为，那么这又是谁干的事呢？为什么不把这封信放在胡适稿件中
呢？真令人想不通。可能有点“阴谋论”的缘故，有人阴谋之后，忘了或不便弄出纪念馆，
所以就尘封了。这一尘封，一下子就是三十六年！三十六年间，胡先生墓草久宿，收信人也
由少而者，人世沧桑、玄黄乍变，也都不可思议。但最不可思议的，倒是这四张信纸，它历
经三十六年，终于给我看到了。写信人是这样下笔的：
李敖先生：
我知道这一个月以来，有不少人称赞你做的《播种者胡适》那篇文字，所以我要写这封
信，给你浇几滴冷水。
我觉得那篇文字有不少的毛病，应该有人替你指点出来。很可能的，在台湾就没有人肯
给你指点出来。所以我不能不自己担任这种不受欢迎的工作了。
第一，我要指出此文有不少不够正确的事实。如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莱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