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毫污浊之处，即当时伪华北组织亦认李同志为洁白。故此冤狱，虽经半载之久，而对伪太
原禁烟分局长之职，终未派人。李同志出狱后，认为太原抗敌、工作不能进行，遂托病辞
职，辗转传递消息，拟去后方服务，焕章以抗战日亟，勉使仍在华北相机做抗敌工作，李同
志遂闲居北平（二年），但仍继续推动抗敌工作，直至敌人投降时为止。焕章除将李同志十
数年来抗敌工作，逐项详报中央外，相应将李同志在华北工作概况函达，敬希查照为荷。
此致
中央调查统计局 副局长 郭
前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
现任兴安省政府主席 吴焕章
查李季恒字讥衡（学名鼎彝），本人当年任东北四省抗敌瘦小可怜，我看若是给块头很
大的运动员抓住，一下子就能捏死。实际上最后两个超级块头根本不摔跤。手上打着幡儿，
费九牛二虎之力将两脚拖到中央，手臂往上举起就掌声不断。真不懂那算什么表演！
另一次也是看日本的什么剧，演员脸上涂得粉白，五官都是画出来的，不成比例，奇丑
无比，唱法让人感到不在人世间，或拖长音调无病呻吟，或拉着女人头发怪腔喊叫，看得我
毛骨惊然。为了那次倒霉的演出我不知做过多少噩梦。
但真正的噩梦会变成现实，发生在我初一升初二的那个暑假。
噩梦就是爸爸的被捕：
一九四三年暑假过去了，开学前爸爸妈妈原打算送我、敖弟和六妹回北京。我非常兴奋
又有机会和爸爸一同乘火车，因为爸爸知识丰富，会谈古说今，会讲成语故事而且讲得生动
有趣。顺便提一句，爸爸教书时有个绰号叫“李大下巴”，指他下巴大，也指他讲课有吸引
力。随身带的小包中有许多是我爱吃的，像山西无核小葡萄、花色饼干、葡萄干和糖果等，
我准备在卧车里好好享受一番。但离开太原之前就好像要发生什么事，爸爸与前来送行的下
属严肃地商量点什么，但毕竟当时我只有十二岁，没料到会有灾难发生。火车离开太原后不
久，就有个日本穿军装的人带着几个宪兵和翻译与爸爸不断交谈，爸爸脸上没有丝毫笑容，
但却非常冷静。
记得爸爸还问：“能否先将家眷送回北京？”看样子是遭到拒绝。爸爸终于对妈妈说：
“我们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车。”外面正下大雨，我当时以为火车要出轨才让大家下车。没想
到在滂沱的大雨中下车的，除两个日本宪兵外，只有我们一家人。
我一下子长大似的明白不是好事。我们在泥泞昏暗的街道上艰难地向前走着。走在最前
面的日本兵一只手拿着个纸灯笼，另一只牵着我的手；妈妈抱着六妹走在当中，另一个日本
兵抱着敖弟走在爸爸旁边，他们走在最后。途中爸爸对妈妈说：“我做的事自己清楚，不必
担心……”但日本兵马上哇哩哇啦喊了几句，意思明显是不让爸爸妈妈交谈。因为雨大大，
不久灯笼也熄灭了，忽然拉着我的日本兵没看清掉在水沟里。妈妈听到落水声惊惶地喊：
“哎呀，安琪！，我回答说：
“不是我！”只不知为什么眼泪随着落下来，心中无限委屈。我当时的心境也像外界一
样漆黑一片。最后总算走到榆次日本宪兵队。爸爸被安排一个人单独住，妈妈带我们三个孩
子睡另一间，爸爸妈妈之间相互不许交谈，实际上根本见不到面。
敖弟和六妹那个时候都小，依在妈妈身边倒也不哭不闹。第二天清早我走进院子里，只
不过是孩子，日本兵对我并不防范。几个鬼子看守兵都不懂中文，爸爸妈妈对日文更是一窍
不通，结果用上我这个“大翻译”了。我学到的日文只是片语只字，还会唱半支日文歌，逗
得几个鬼子兵赞声不绝。爸爸看到机会喊我进他的房间，教我背诵六件事，说等有机会的时
候转告徐伟森叔叔。我也懂得事态严重不敢偷懒，努力默记在脑子里。在我数次出入爸爸那
间房间的时候，爸爸让我反复背诵给他听直到无误。记得六件事中有一条是“局长做的事自
己有底，不会有问题，更不会牵连别人”。从鬼子兵口中我不知道怎么听明白当天下午会离
开榆次，爸爸妈妈知道这一消息都称赞我能干。果然那天下午我们又被解送回太原。又进了
太原的日本宪兵队，听说队长叫长谷川，一个翻译对妈妈说：“太太可以带小姐、少爷回
家，没有我们通知先不能回北京。局长有些事要留下来！”爸爸对妈妈说：“你放心回去
吧，我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家。”接着爸爸被带走。坚强的妈妈眼圈红红的但不落泪，带着我
们三个没成年的孩子走出日本宪兵队，背后没有人跟随我们。妈妈喊来两部洋车，但在紧要
关头敖弟和六妹都要跟妈妈，而不肯跟我坐一辆洋车。没办法只好四个人落在一辆车里回到
禁烟所。徐伟森叔叔以深沉而冷静的态度，听我背诵了爸爸的几点嘱托，并且边听边点头。
事后妈妈多次夸奖我“真懂事”。接着就知道与爸爸同时被捕的还有钟科长、信科长和于松
涛秘书。以后的几天，每天早上醒来都看见妈妈坐在床上发呆，红肿的眼睛说明她痛苦悲伤
无法安枕。不太久，妈妈被允许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回北京。爸爸并没有被判刑坐牢，而是囚
禁在日本宪兵队。
半年以后。
终于有一天雨过天晴，北京总局局长刘六爷的太太派人送来一封封住的信，上面写着
“李太太亲启”。温茂林看到信像捧到圣旨一样。马上“教育”我们说：“亲启的信就是秘
信，只能自己看，谁也不能拆。”妈妈当时不在家，等得人好心焦。
刘太太也曾是爸爸的学生，最终妈妈回家谜底揭晓，信上只有几个字：
据闻老师不日归京。
寥寥几个字使全家乐开了锅、接着是朗盼、期盼、再期盼，总算盼到爸爸回家了。消瘦
了很多很多，头发是被剃光后新长出来的短搓儿，面色苍白，看上去格外让人心酸。能从日
本宪兵队活着出来，等于通过了鬼门关死里逃生……
二姊提到的“男仆温茂林”是中国民间耿直、倔憨而又忠诚人物的代表，当然也是某些
方面愚昧的代表，这由我六岁时得盲肠炎开刀那一次可概其余。二姊回忆：
四姑嫁人后，南房的大间大部分时间空着，我们放学后自行车放在里面。一度温茂林住
过。茂林眼中只有敖弟，不把我们放在限里，憨直到不讲理的程度。三不来两眼瞪得老大，
自以为是地指责别人或乱发谬论。最可恨的是清早他要睡懒觉，门从里面锁着。我们上学怕
迟到敲门的时候，从窗户玻璃看到他有心慢腾腾地起来，将袜子正面甩了又甩，反过来再用
力甩，然后像慢镜头一样一点点地往脚上套，愈急得敲几他就愈拖时间，令人哭笑不得。对
小少爷李敖那可是忠心耿耿，当名医关颂韬诊断敖弟患阑尾炎须动手术治疗的时候，温茂林
向爸爸苦谏不能开刀。他说：“动刀开膛还了得？”等爸爸信任关大夫的诊冶方案，同意手
术切除敖弟的阑尾时，茂林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比任何人都动真情。说也奇怪，听到开
刀的李敖忽然说他肚子不痛了，就连诊断阑尾炎重要手段压痛症状也突然消失。专家关颂韬
当然不会上小小的李敖的当。手术是在南池子东华医院进行的，症状已转成腹膜炎，伤口不
能马上缝合，而是每天换纱布引出脓水，李敖很坚强，任凭换药一声不响，受到医生不少称
赞。有一天我睡在李敖病床边的一个小床上陪他，熟唾了一整夜。第二天李敖抱怨说：“二
姊说来陪我，可一直睡觉。”可见他痛得睡不着。我回家后温茂林说若是他陪，他要瞪着眼
看小少之一。孩子们都去买新鞋，他会挑选式样八股价钱便宜的鞋，爸爸看了固然高兴，但
四妹骂他是“伪君子”，敖弟最要好的同学叫詹永傑，两个孩子有八拜之交，敖弟屈居老
二，过年的时候小兄弟俩都穿上缎子长袍黑马褂，拜年的样子四平八稳的，就像又回到巴金
写的“家春秋”的年代似的。与我们读教会中学，习惯洋打扮的姊姊们，在穿戴方面显得格
格不入。
二姊又特写我和詹永傑，说：
两人判若兄弟常形影不离。我家曾在市场买来一只狮子毛小叭狗儿，我们叫它“伯
儿”。“伯儿”像马戏团的小狗一样会许多表演，后来“伯儿”有个体态庞大的男友，生下
一条杂种大长毛狗并送给詹水傑。过旧历年的时候，詹永傑牵着叫“伯儿”的后代来我家拜
年。詹水傑白白胖胖、仪表不俗、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十分讨人喜爱。就连磕头的样子都
四平八稳，一看就知道是受过正宗训练。他和李敖是拜把子兄弟，两个人学习成绩也都数一
数二。过年一样穿上长袍马褂，人人见了都夸赞这一对小哥俩。
詹永煤这名字现已简化成詹永杰，分别四十年后跟我再度联络上，他送我“墨宝文房用
品”一盒，内附手书：
李敖学兄把兄如晤
契阔四十五载
常思念
但愿有朝一日
重相见
弟永杰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二姊又回忆到我的娱乐。她说：“敖弟小时候也不像女孩喜欢跳绳、拍皮球、玩丫子
儿，而他最爱戏里的刀枪剑戟”，她说我：
从小在姊妹堆中长大，可丝毫没有娘娘腔。喜欢舞京剧的道具大刀、扎枪之类，尤其喜
欢和亲戚一个叫大连的孩子相互对打乱砍。李敖口中发出锣声“蝶匡匡匡”，大连不断用鼻
子发出“得儿哼哼哼”的梆点声应战。有一夭半夜里，我蒙蒙胧胧听到“得儿哼哼哼”战斗
声，奇怪地想为什么半夜二更敖弟和大连武打开场啦？好一会儿才清醒是外祖母在睡觉打呼
噜呢！
二姊又说：
敖弟比我胆子大很多，记得有一天客厅里飞进一只马蜂，我吓得乱叫，敖弟正赤脚坐在
沙发上，他一声没响跳下来先用手掌打在窗户上的马蜂，当马蜂被拍落在地上他又用脚丫
踩，我好惊讶他胆子那么大，到底是男孩子！
我家西面是男二中的操场，我们学骑自行车也多半是在那个操场上由敖弟的男佣人温茂
林教的，操场东头是个土坡，坡上长着杂草，热天我很喜欢在草堆里捉蚂炸，捉到就放在一
个硬纸盒千里，盒子上面扎好多洞给蚂蚱透空气用。
有一天妈妈嫌我整天疯在草堆里不好好念书，骂了我一顿让我将蚂蚱全放掉，我将盒盖
打开一条缝儿，看到里面密密麻麻都是蚂蚱，相互踩来踩去东咬西嚼的样子，忽然手麻害怕
起来不敢捉了，结果是敖弟自告奋勇将盒子拿到院子里东驱西赶，好不容易将蚂蚱拨走，剩
下飞不动的便宜了猫。
敖弟不太喜欢大喊大叫，常是闷声不响地调皮。有一夭他将两个小青杏儿塞进自己的两
个鼻孔里拿不出来，跑来找我帮忙，我真费了好大劲几，在他鼻子上又是推又是捏的，才好
不容易将青杏弄出来，另有一天我们捉迷藏，敖弟藏好后无论如何真的找不到他了，最后惊
动得大人们慌了手脚，原来他躺在盖着丝绒台布的麻将桌下两把椅子上，任凭大家声嘶力竭
地喊“小敖”，他就是不吭声，谁也没想到他藏到那么刁钻的地方。还有一次大人们在北海
公园茶座喝茶，我们几个孩子爬上一个小上坡，看到很多非常大的蚂蚱，敖弟抓一只放在自
己手臂上看它爬，结果下臂肿起好大一片红疙瘩。
敖弟和我有一段时间睡在一张大床上，一天不记得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吵了一架，于是规
定第几根栏杆为界，谁也不许睡过界线，十夜睡梦中我发现有人踢我的脚，睁眼一看原来是
敖弟，他说我的脚睡过了界。
清朝北京的雍和宫，本来是雍正没当皇帝以前的住所，当时他是雍亲王。他做皇帝后，
把这地方赐给活佛章嘉呼土克图，作为西藏喇嘛的庙，在这庙的温度孙殿的楼上，赫然在焉
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欢喜佛。二姊回忆：
有一年爸爸妈妈带着我和敖弟去参观雍和宫。……雍和宫里有个六丈二尺高的佛像，这
还不算埋在地下的部分，是由一一根整木材雕成的。因为佛像太高，在室内即使退到墙根儿
也看不全它的脸，另外每逢过年，寺院里的憎侣用各种颜色的细粉，耐心洒成寺院的立体结
构模型，我已忘记是派什么用处，只记得上程浩大而且细腻。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去看
欢喜佛。本来欢喜佛是不对外开放的，除非额外付钱，导游僧带我们到楼梯口，上楼之内忽
然小卢问爸爸：“小姐是不是也上去？”爸爸看我一眼口答说，“没关系。”我当时真好好
奇。为什么要怀疑我不能看？为什么不怀疑更小的敖弟？正因为好奇，上楼后我反而仔仔细
细多看几眼，令我失望的是，什么破绽也没看出来。试想封建保守色彩浓厚的中国，又是寺
院中的佛像，即使内容露骨一些又会到什么程度呢？与很多现代艺术、雕像、画报、照片内
容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说不定也只是化缘的办法之一而已。
这些欢喜佛和导游的妖僧绝没想到在四十年后，我竟写“欢喜佛”一文研究它们，并且
进而对既不智慧也不慈悲的黑暗西藏文物，大加挞伐。
二姊又记得当时年纪小，大家一起演戏的盛况。在内务部街南房那个大间，我们合组了
一个“索罗门剧团”。在剧团中，我还单独演出过，一次是演明末遗恨，演崇帧皇帝被李自
成围城后，大将跑去救他，而我就是那大将。此剧底本大概跟北京景山“明思宗殉国处”那
棵树有关。明思宗是十七世纪的明朝亡国之君崇帧。国家危难时，他虽然有台湾，可是他没
脸去逃了，他终于为亡国之君的最后殉国，做了一次好榜样。这个件人皇帝虽然误国失国，
但他的从容一死，却多少引起入门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