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农变成矿工，成批死于伤寒，因为卫生条件太差！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和大学生，
一下子发现，大学里讲的理论和社会现实，两者之间划出了一条意料不到的鸿沟。
1930年，发生另一次大党案，名叫“工业党”案件。主犯是拉木青。罪名是勾
结法国情报组织，在俄罗斯复辟资本主义。罪犯判了死刑。过了五年，他出狱担任
莫斯科一所重要科学研究院的院长，而且荣获列宁勋章，在1948年寿终正寝。
这些事情都是我亲眼所见，一件一件开始动摇我美妙的信念。我带着初出茅庐
的梦想，来到苏联。年纪轻，热烈信仰共产主义，一心只想为改造世界出一分气力。
尽管我也知道——因为我在斗争实践中有些体会——有些热情，直接接触到了现实，
是不可避免地会起变化的。
有造化的人，才能事过以后，从容分析，从容对证，直到理解。我现在已经有
了这样优越的地位，因为高龄给了我这个机会。我有了正当的发言权，因为我是共
产主义战士，从少年时期开始，便把一生献给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时，我们
一天一天地跟着局势发展，并不意识到不可避免的内在联系。当然，我的革命意识
是受到冲击的。但是，我在斗争中投身很深，再没有意思改变自己的抉择，只好归
咎人的天生弱点，以及环境的作用。
就在这个时期，我才看到了“列宁遗嘱”·。这是打字机打的，在大学里私下
传阅。读了这个文件，我简直如梦方醒。列宁写道：“斯大林非常粗暴。在我们共
产党人彼此接触中，这个缺点还可以容忍。可是登上总书记的岗位，这个缺点便没
法容忍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考虑，有没有可能撇开斯大林，不让他占据这个岗
位。”
相反，列宁却强调了托洛斯基的一些卓越优点。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缺点。苏联
政权保存了列宁的遗体和著作，但至少在这一点上，有点不忠实。托洛斯基贬斥流
放，而斯大林却掌握了政权。
我越想越狐疑，激动，只好细读党史，重读后几年的苏联报纸，想搞清楚一些
问题。我当时发现，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从1929年开始的。那一年，他正五十岁，
就在那一年，报纸上才出现“天才”呀，“伟大领袖”
呀，“列宁的继承人”呀，“一贯正确的导师’呀，等等头衔。
无限度地引用这些头衔，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写文章的人，都是原来
反对派的头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科夫，都争先恐后地歌颂斯
大林，想他忘掉他们曾经胆敢反对过他。1929年，党内已经没有派别。反对派已经
失败，头头们重新占了负责岗位。布哈林当了《消息报》总编辑拉狄克当了《真理
报》的主要编辑和斯大林的外事顾问。 列宁生前，党内的政治生活一向活跃。开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会议，党
员很坦率，想什么说什么。民主交锋，往往相当激烈，却给党以活力和团结。自从
斯大林掌握了国家机器，连老布尔什维克也不敢反对上面的决定，连议论也不敢议
论。有人心怀惨痛，金人缄口。有人则退出积极的政治生活。更严重的是，好些党
员，心里并不赞成，却公刀：拥护斯大林的立场。这种极为可悲的两面派作风，加
速了党内“士气的丧失”。
党员不得不作出抉择：自己的责任呢？甚至是自己的安危呢？还是革命的品德？
二者不可得兼。许多人闭口无言，打躬作揖，明哲保身。对时事发表意见，成了英
雄壮举。只有对心腹知己才敢讲心里话，还不一定！对旁人，只有背诵《真理报》
上的官样文章，照本宣科。
从1930年起，党的领导班子里面，已经只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无论在什么问题
上，永远毫无保留地拥护斯大林的主张。尽管有些问题，本来应该有不同的看法，
应该征求不同的意见，大家也是噤若寒蝉。例外是十分难得的，极少数几位老同志，
不愿意瞧着列宁的党蜕化为教门，居然鼓起勇气表示不同意，比如罗米那泽，卢那
查尔斯基……
罗米那泽在1935年自杀。他跟尔卓尼基泽一样，都是斯大林的老朋友。后者是
在1937年自杀的，因为内政部特工搜查了他的办公室。他打电话给斯大林提出抗议，
斯大林咆哮说；“他们有权这么办！他们完全有权这么办！在你家跟在别人家一样！”
直到1930年，卢那查尔斯基老为被判罪的知识分子开脱。在军队里，雅季尔将
军，于1929年，曾毫不犹豫地开脱一批军官，因为他们无辜遭到内政部逮捕。所以，
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一下警察机器，这是可能的。我曾经有过切身的经验。
1934年11月，有一天，我的妻子被传到内政部去作证。第二天，轮到我去。主
持审讯的一位上校告诉我说，我们在巴勒斯坦认识的卡涅夫斯基被捕了。他是一位
出色的活动家，勇敢，忠诚，哪儿艰苦便上哪。英国人囚了他几趟。他在牢狱里表
现得很坚强。1930年，他被押上一条俄国船。
上校对我们说：“卡涅夫斯基有私通英国情报组织的嫌疑。”
我回答说：“请你听我说，咱们不宜低估对手。当然罗，英国特工想招罗特务，
但若招个象卡涅夫斯基那样的人，那非丢脸不可，因为这人根本不是搞特工的料。”
上校说：“但是，我曾要求两位巴共前领导作证。一位不认识卡涅夫斯基。另
外一位则称什么都有可能。”
过了几个月，我们两口子接到通知，说有人来大学前厅找我们。我们下楼一瞧，
原来就是卡涅夫斯基。他满眼含泪，来向我们道谢。他刚出狱，说是所有的证人，
都对他落井下石。多亏我们俩的证词，救了他的性命。可叹，我们那样的证词，在
随后的年月里，完全不再可能了。
1937年，我听说我的朋友斯特罗姆被捕。他本来在塔斯社工作。我以为这是出
于误会，便申请为他作证。要一层层见到领导审讯的一位上校，真比登天还难。我
不得不去找一位军事情报的政工负责人：出面过问。这人以为我发了疯，竟然想去
为一个犯人作辩护。这简直是无知。
那位审案子的上校，不知道我找他干什么，对我很客气，请我喝咖啡，抽香烟，
最后才说：“司志，你来为斯特罗姆的案子作证吗？”
“完全对。”
“那末，我听你说。”
“我只不过是来说，斯特罗姆是无辜的。”
上校手里的笔掉下来，笑容变成冷笑，满脸狐疑，象块木板。
“你来就是为了谈这个吗？”
“不错，就是为了谈这个。我从小认识斯特罗姆。我知道他不是敌人，当然应
该来说明这一点。”
上校瞧了我好一会儿，对我说：“直率地讲，十月革命发生了危机。只要逮捕
一百人，其中有一个敌人，就有理由逮捕其余九十九个。这是拯救革命的代价。”
他用一句话，概括了该政权采取镇压政策的逻辑。
我回答说：“我瞧不出来，十月革命发生了什么危机。
我很吃惊，贵部成立已经二十年，竟然还不会分清敌友。”
第七章 恐惧
崇拜斯大林……不会犯错误，绝对不犯错误。
他是神圣，任何人不会比之更为有理。
提异议是大逆不道。谁不拥护，便是反对。谁不那么深信不疑，就给他灌输，
填塞。至于那些离经叛道的异端分子，那根本不配宽恕，只能与天下共弃之。
列宁一去世，以人名作地名，即便风行起来：列宁格勒呀，斯大林格勒呀，季
诺维也夫斯克呀，甚至有托洛斯克……电车停车场，也有光荣的称号，叫做市哈林。
正如庙会游行，为首是耶稣，后面跟着十字架上的宗徒、圣徒，苏联举行正式集会，
为首是斯大林的画像，后面跟着首长们的画像。若要恰切地把等级搞清楚，那只消
在大会上观察政治局委员入场的先后次序。
1934年3 月，党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没有采取任何决议。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代表们用举手的方式，通过一项议案：“用斯大林同志发言中提出的方针任务，来
指导自己的工作。”这就决定了党完全由总书记一人控制。可任何事情，有一利必
有一弊。这种绝对的权力，专制的权力，已经开始显得暴虐的权力，经过十年扎根，
使一部分党代表感到担心。
中央委员秘密投票，形成一次最后的挣扎。台上宣布官方的选举结果，说是斯
大林和基洛夫两人领先，获得了全票。 内中只缺三票。事实却很不一样。二百二十位代表里面，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
在票上划掉了斯大林的名字。卡冈诺维奇主持选举，一见之下，吓得魂飞魄散，决
定把选票烧掉，宣市斯，基二人得票一样。当然，斯大林躲在幕后，看得一清二楚。
这就一步一步走向血腥的大清党，同时开始了所谓干部轮换制。陷阱的门户已经敞
开，革命的生命力都将从中落入深渊。为首的当然是出席十七大的人物。当选的中
央委员一百三十九人，几年内便逮捕了一百一十名。清党需要借口，找不到借口便
凭空捏造。1934年12月1 日，基洛夫被刺身死。
基洛夫当了多年列宁格勒区委书记。斯大林在1925年，派他到这个北方的威尼
斯去，清除季诺维也夫的影响。基洛夫为人没有架子，容易接近，很得人心。凡是
反对斯大林的人，举他为旗帜。十七大的选举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如
果举行民主选举，基洛夫一定当选为党的领袖。可是，当时谁也想不到，这就要了
他的命。斯大林消灭了敌手，同时借此为口实来发动清党。基洛夫当了牺牲晶，还
捉供借口，让人消灭自己的拥护者。斯大林立即亲自发动镇压，在血泊中解决问题。
一百来个犯人立即处决，罪名是指使了凶手尼古拉也夫。1935年1 月15、16日，审
判很快开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押上了被告席，并且招认自己是反对派的
头头，对于凶杀案该负道义上的责任。他们俩，一个判十年徒刑，一个判五年。说
实话，我们当时在大学里，谁也不信凶杀案有什么组织，只不过是什么激烈分子干
的事。
反正，谁也想不到后来的演变。
1935年土月18日，党领导指示全体地方领导“动员一切力量，消灭敌对分子”。
敌对分子，含义不清，内政部可以放手大干。为了揪出敌对分子，人人猜疑，家家
告密。报纸奉命催索罪犯，报纸文章连篇累牍，号召公民忠诚老实。这就是说，毗
舍邻居，同事同僚，舟车旅伴，街道行人，无一不是嫌疑分子。人人窥伺，个个监
临，彼此告发，举国若狂，奸细疫泛滥成灾。
社会各阶层无不波及。我的儿子米歇，在共产国际子弟学校上学。他讲给我一
个故事，很有教育意义，说明了间谍狂的心理，已经发展到什么田地。
有一天，一位布尔什维克的特派员，回到莫斯科，到学校探望他的儿子米沙。
家长探亲，学校照例举行欢迎会。家长在再次出差以前，对孩子米沙说：“过半个
月，我再来找你。”
第二天，这个人便被捕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孩子打听他父亲的信息。校长避不作答。后来又召集同学
们解释说：“你们还记得吗？我们不是为了招待米沙的爸爸，开了欢迎会吗？其实，
你们看见的那个人，并不是米沙的爸爸，而是一个奸细。米沙的爸爸已经给资本家
害死了。所以，我的孩子们呀，正如斯大林同志说的那样，一定要加倍警惕，揭发
人民公敌。”
孩子们响应号召，便在学校附近搜索奸细。有一天，他们在街上发现一个怪人。
这人身材高大，体格壮健，身穿加巴丁长外套，领子竖着，帽沿低压，眼戴墨镜，
手拿黑书包，不用怀疑，肯定是个奸细。孩子紧紧跟踪，瞧着他走进一家工厂的大
门。这群穿短裤的小侦探，马上奔向门岗，责问他说：“你疯了？让奸细进了厂门！”
门岗吃了一惊，接着发笑说：“你们说的那个‘奸细’，乃是本厂厂长。”
审判开始了。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战友，遭受莫名其妙的指控，成了法国、
英国、波兰和不知什么国家的特务。
证据呢，都是伪造的，不成体统的。每审一件案子，必定宣读一份政治局委员
的名单，说他们都是被告企图谋杀的对象。名单随时变换。有些谋杀对象，过几个
月却以搞恐怖的罪名，在被告席上出现。这种悲惨的现实，破绽百出，本该使最盲
目的人也会恍然大悟，然而在苏联公民中，却形成无边的恐怖。国家机器制造出一
种难以置信的群众心理，一时风靡全国。举措失度，不讲道理，席卷全苏。象加米
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那样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作出那样的招供？全世界千
百万人都提出这个问题，但是长期得不出答案。甚至在苏联本土，捏造谎言，弄虚
作假，黑幕重重，一主要过了多年，才部分揭开。1964年暂时解冻，科学院出版苏
联史第九册，内中写道：“基洛夫被刺以后，1935年1 月，1936年8 月，1937年1
月，1938年3 月，四次审判原反对派的成员。三次公开进行，指控全体被告：叛国，
通敌，谋害斯大林、莫洛托夫、高尔基以及另外一些人。经过材料分析，证明案件
的审判显然违法合法的规范。即使公开审判，也有违法之处。
指控根据证词，完全违法无证不起诉的原则。卡尔·拉狄克在审判时声称，全
部案情只根据两份供词。一份是比亚塔科夫的供词。一份是拉狄克本人的供词。他
挖苦地问维辛斯基说，‘本人之流既然是土匪，特务，那么供词如何又能作为证据
呢？’他向维辛斯基问道：“你根据什么，认为我们说的都是真话，纯粹的真话？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毫无疑问，托派和右倾分子，在审判中提供的证词，绝大
部分都是无稽之谈，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