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毫无疑问，托派和右倾分子，在审判中提供的证词，绝大
部分都是无稽之谈，从而令人怀疑全部证词的真实性。 “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主持审判，完全破坏了诉讼的规则。
克雷斯丁斯基拒绝认罪，维辛斯基便宣布退堂，等第二天续审。第二天克雷斯
丁斯基宣称，自己是心不在焉地说了‘无罪’，没有说‘有罪’。布哈林肯定自己，
从未参加准备谋杀，或任何牵制行动。法院没有任何证据，足以向他起诉。
他问道；‘你们有什么证据？除非就是沙拉冈维奇的供词。
这东西在我被控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在这一点上，维辛斯基列述事实时，
厚颜无耻地宣称，向罪犯起诉，没有必要先证实其全部罪行。根据我们提到的这些
情况，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案件粗暴地破坏了法制。〃 这就是1964年，苏
联政权的官方看法。然而，真相却还远不止此。还应该算上身体和精神所受的折磨，
对被告家属所搞的系统的恫吓和讹诈。几十个党案，牺牲者所受的冤屈，不该叫人
忘怀千百万苏联公民遭受的镇压。对这些人来说，连招供都用不着。
斯大林的领导下，经济发展，集体化，工业化，都没搞好。斯大林下令干部轮
换，意思就是清算一切参加过工作的人。清党运动组织得非常科学。分类分等，街
道街坊，一部一部，一行一行，分片进行。一人下狱，鸡犬不留。同事，友好，无
不波及。比亚塔科夫在重工业部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当然认识成百个人。可是，
一经逮捕，他认识的人便都成了嫌疑分子。
比亚特尼茨基的案子，最能说明这种株连式的镇压。比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
列宁的亲密战友。自从成立共产国际，他便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组织能力很强，
曾担任干部局的领导。他选拔培养干部，派往各国共产国际的组织。1937年初，有
一天，他被捕，并且判决为德国间谍。事情的真相一直要到很久以后，我才搞明白。
那时候，我关在盖世太保的监牢里，时间是1942年。审讯我的人，就是对比亚特尼
茨基施用离间计的人。判罪根据的证件全是假的，是德国反间谍组织伪造的。纳粹
反问谍组织的头头们，想利用苏联风行的间谍狂，在苏共领导集团里面，凭空捏造
出一个德国奸细。为什么偏偏看中了比亚特尼茨基呢？很简单，德国人知道，通过
他可以搞垮整个第三国际的干部局。
比亚特尼茨基是德国人熟悉的。因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陪同拉狄克到德国去
出过差。盖世太保逮捕了共产国际派去的两个德共党员。事情搞得很机密。被捕的
两个人叛变投敌，仍然在德共内部活动。其中一个人报告苏联内政部，说是他掌握
了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叛变的证据。他又把比亚特尼茨基的材料送到莫斯科，“证
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和德国情报组织发生了联系。在当时苏联的那种气
氛下，这就足够判决一个党的元老。只要机器一开动，就会自己运转起来。跟着比
亚特尼茨基，成百个第三国际领导人都失踪了。
审讯从来也没有认真进行过。逮捕谁，谁就犯罪，这是天经地义的。罪人必须
招认。不肯招供，罪加几等，越发是个叛徒。稍有嫌疑，机器便开始转动，直到定
案判决。最基本的辩护也是没有的。整个国家只不过是内政部的实验场地。从1935
年起，城城村村都关满了无辜的人。监狱不够用了，扩建新的。兴建集中营，动员
了好几十万劳动力。
外国共产党人倒是优越的观察者，他们目睹狂澜席卷全苏。在第三国际享有领
导地位的外国共产党人，非但不予抵制，而且听之任之，甚至为虎作伥，迁就这种
与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做法。
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毫无保留地拥护斯大林的政策。
大家随后就可以看清这一点。我在巴黎的时候，马塞尔·加香和瓦扬，古久里
率领法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第二次党案以后，也回到法国。他们在瓦格拉木大
厅的群众大会上报告经过。他俩说些什么呢？歌颂斯大林英明远见，及时揭穿并粉
碎了“恐怖集团”。
瓦扬·古久里叫道：“我们亲自听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招认他们犯下的滔
天罪行。请你们想一想，这些人如果没有犯罪，他们能自己招认么？”
加香和瓦扬·古久里跟法共全体党员一样，只凭苏联提供的材料，来坚定自己
的信念。他们是否知道，三大党案只不过是前台的节目。而后台还有多少千万共产
党员，不审，不判，连供词也没有，就此无声无臭，一去不返呢？
共产党领导人，共产国际外国负责人，眼瞧着镇压日益蔓延。他们怎能不知道，
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代表，有的也下落不明了呢？共产国际，产业国际，农民国
际，青年国际，妇女组织，有各国共产党干部好几千人，当时都在苏联的首都生活，
工作。这些人有百分之九十都被清算掉了！另外还有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政治流亡
者，为了逃避本国的迫害，却在苏联受酷刑，遭杀害。这些人既不属苏共，凭什么
判他们刑呢？无非是苏联领导集团，不仅想从意识形态上指导共产国际，而且要自
封特权，给“兄弟党”发号施令，任兔干部，操其生杀大权1 共产国际大厦里，听
谣言是我们的专利。不幸的是，小道消息一般都是真实的。我们差不多完全了解全
国的情况。
关于贝拉，贡的事情，我就是在那儿知道的。贝拉·贡在1921年领导了匈牙利
革命，参加第三国际并担任领导，主管巴尔干各国。
1937年春天，他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开会，跟一些多年熟识的老同志一起出席。
围着一张桌子坐的有季米特洛夫，马努依尔斯基，瓦尔加，匹克，陶托里亚蒂，还
有一位法共领导人。马发言并宣称，他要发表一项重要的声明。根据内政部的文件，
贝拉·贡，似乎从1921年便当了罗马尼亚的特务。
在场的人都知道，贝拉·贡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一小时以前，大家还跟他热烈
握手。这时候，谁也不提意见，也不要求补充说明，会议匣宣布结束。走出会场，
一辆内政部的汽车在等着。贝拉·贡从此便如黄鹤一去再无消息了。
过了几个月，布景仍然没有改换，唱控诉戏的还是那几个角色。桌子周围，空
着两个座位，是波共代表的席位。免不了又是马努依尔斯基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解
释说：从1919年开始，波共领导全都当上了毕尔苏斯基大独裁的特务。凡尔赛条约
推迟了划定波兰新国家东面边界线。毕尔苏斯基利用这一情况，打算趁苏联政权的
内部困难，在五百公里长战线上发起攻势，占领大片土地。不久，红军进行反攻，
六月，波军退却，放弃了基辅和乌克兰。7 月底，图哈切夫斯基的骑兵离华沙已经
只有二百五十公里。马努依尔斯基“透露”
说，这时候，整整一个团的波兰士兵当了俘虏，其实都是故意的。这些人都是
英法雇用的间谍，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自以为能够为资本主义国家搞特工。这些
奸细里面，有波共的领导人。这么荒唐无稽的谎话，竟被出席会议的人照单齐收，
毫无异议。
波共中央委员，有的在法国．出差，有的在西班牙参加战斗，都披叫到莫斯科。
这些人都热烈主张成立反法西斯战线，以便抵御纳粹的涨势。他们以为被召去莫斯
科，是与这个想法有关，大概要去跟苏联同志进行讨论，于是毫无戒心地来到莫斯
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竟在内政部的地窖里奄然物故。不知去向的，有波共元老瓦
尔斯基，仑斯基，人称“波兰的列宁”等人。
1938年，共产国际正式解散波兰共产党，借口是波共藏污纳垢，包庇许多间谍
分子和民族主义复仇分子。在同一时间和同样的条件下，乌克兰共产党和西白俄罗
斯共产党，也都被解散了。
决定是在共产国际正式会议上采取的。欧洲大党的领导们，怎么连举举手，要
求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都没有一个人肯干呢？他们怎么能坐视自己的战友们，没
有证据便受判罪呢？1956年二十大以后，当时这些领导们都装得如梦方醒，仿佛赫
鲁晓夫的报告，透露了莫大的秘密。其实，他们是自觉的帮凶，谋害了战友，包括
他们自己的党员同志。
这个阴森的时期，为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夜里，我们大学里住的各国党
员，到三点钟也不敢阖眼。因为就在这时刻，车灯会刺破黑夜，扫过门墙。
一有人吆喝，来了！来了！满屋子人都打哆嗦，肚子直抽筋，趴在窗边窥探，
内政部的汽车停在哪里。
“不是来找我们的。开到那一头去啦！”
这一夜算过去了。大家懦怯地松一口气，睡下后恶梦连绵，不是高墙，便是铁
窗。有时候，我们心跳气促，倾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一动也不敢动，好象被危险
定住了身形。
“来了！”我们只听见人声嘈杂，瓮声瓮气的敲墙声，喊声，碰门声……
“过去啦！没站下来！”
可是明天呢？
老担心明天。也许这就是最后还有自由的几个小时啦！
这种担惊害怕，决定了我们的行动。恐怖钻进我们的皮囊，叫我们谨小慎微，
千依百顺。我知道有些知己朋友被捕了，但是我不吭气。为什么抓了他们，不抓我
呢？等着轮到我吧。
有什么办法呢？放弃斗争？我们已经献出自己的青春，我们的力量，我们对社
会主义的期待。能开小差吗？抗议吗？过问吗？这里，我想举一下保加利亚代表们
的例子。他们要求会见季米特洛夫，用了些大字眼：“你不采取必要的手段，制止
镇压，我们便宰了这个反革命分子艾若夫！”
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主席，他叫代表们别存任何幻想。他说：“我什么也办
不到。全归内政部管。”保加利亚人宰不了艾若夫。艾若夫却象宰兔子似的，把他
们一个一个宰掉。
南斯拉夫人，波兰人，拉特维亚人，捷克人，一批批地没影儿了。到了1937年，
除了威廉·皮克和瓦尔特·乌布利希以外，德共主要领导人已经一网打尽。镇压狂
看不见边。朝鲜小组所余无几，印度代表影踪全无，中共代表也抓了起来。
1935年，共产国际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我在大厅里，瞧着苏共代表团堂而皇
之地步入会场。为首的是斯大林，后面跟着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和艾若夫。最前两
位是大家认识的。日丹诺夫和艾若夫只是次要角色。季米特洛夫负责介绍共产国际
主席团的人选。他指着艾若夫说：“这位是艾若夫同志，声望很高，因为他为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Ｉ”
那时候还在1935年，季米特洛夫的话说早了一点。艾若夫还没有为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作出“卓越的贡献”。要到1938年，莫斯科才“洗清”了共产主义战士。十
月革命的光辉，正在日薄西山奄然熄灭。革命蜕化变质，产生了恐怖惨酷的体制。
社会主义的理想受到奚落。僵死的教条，成为化石，而刽子手们还居然有脸把它叫
做马克思主义！
然而，我们尽管心怀恐惧，行动上却千依百顺，让我们自己开动的齿轮把我们
绞碎。我们也是这部机器的部件。恐怖把我们弄得如醉如痴。我们自己当人家的工
具来压服自己。任何人抵制这部斯大林机器，都得负责，都得集体负责。
我本人也逃不出这个判决。
在这个时期，谁又提了抗议呢？谁又站了起来，表示深恶痛绝呢？
托洛斯基分子倒可以以此为荣。托洛斯基本人顽强抵制，脑袋挨一斧子。他的
门徒则彻底反对斯大林也不过是空谷足音。在大清党期间，他们只能在冰天雪地里，
喊叫他们的不平。让他们在冰雪里活着受苦，实际是要他们死得更解气。
他们在死亡营里没有丢脸，有时甚至值得钦佩‘。但是他们的呼声，在冰原上
消失了。
今天，托洛斯基分子有权指责当年为虎作伥的人。但是不能忘记，他们和咱们
比起来，他们占有绝大优点，因为他们有一贯的政治体系，有可能用来代替斯大林
的那一套。哪怕革命被出卖，大家无所适从的时候，他们仍然抱住自己那一套不放。
他们没肯“招认”，因为他们知道，这对党，对社会主义，都没有好处。
第八章 犹太人被赶尽杀绝
巴勒斯坦共产党原先的领导人，我全都认识，后来在清党中销声匿迹了。这对
我来说是一场惨痛的考验。
大家还记得，在1929年，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给巴共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布
尔什维化加上阿拉伯化”。因为巴共领导都是犹太人，所以都叫到了莫斯科去。我
的老战友，比尔曼、列青斯基、本·叶胡达、梅耶·库伯曼，一个接一个，都被清
算掉了。我特别要提大卫·阿佛布希。他出生在莫斯科，后来派去近东发展共产主
义运动，并且成为巴共的主要人物。
他跟其他人一样，召回莫斯科以后，重新被派去罗马尼亚。接着便禁止他再离
开俄国。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37年，真叫笑话，他当了比亚蒂哥尔斯基国营
农场的政治部主任。其所以可笑，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搞过农业问题。他对这一行
当然完全是外行。当然罗，组织上想的只不过是要结束他的性命，结束他和他的同
志们的性命。所以，内行，外行，本无所谓。这位老革命，在我这一次见到他的时
候，已经没法认识。他已经被压垮，但对于事态发展认识很清，所以如同缓刑犯人
一般，只在苟延残喘。
他告诉我说：“有一天，我会接到电话，把我叫到莫斯科去。”
他确是没有看错。果然，过不了多久，大名鼎鼎的卢比昂卡监狱大门，把他关
了进去。
他的儿子跑来找我，说活很是忿忿不平，但头脑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