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于1877年2月25日由尼·鲁宾斯坦在莫斯科首演。1878年3月11日由纳勃夫尼克在彼得堡演出，受到观众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这首乐曲也是柴可夫斯基在国内外举行的音乐会上经常指挥演奏的作品。
1876年6月爆发了塞尔维亚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及其政府希望土耳其失败，以便收复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失去的大片领土，所以支持塞尔维亚。但是塞尔维亚战败了，迫使俄国于1877年对土耳其宣战。1876年冬季的几个月，俄国人民已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的紧迫性。那期间尼·鲁宾斯坦正在为斯拉夫慈善事业委员会筹办音乐会。慈善事业委员会曾向塞尔维亚派遣志愿人员并帮助救治战争中的伤员。在这个背景下，柴可夫斯基应尼·鲁宾斯坦的邀请写了《斯拉夫进行曲》，以此曲表现自己的爱国热情。这首乐曲也是由尼·鲁宾斯坦在莫斯科指挥首演，演出时大厅里群情激奋，场面非常热烈，受到群众极大的欢迎。这首进行曲也成为柴可夫斯基音乐会保留曲目，经常在国内外音乐会上演奏。
1876年末柴可夫斯基还创作了一首为大提琴和乐队用的《罗可可主题变奏曲》。罗可可是18世纪流行于宫廷的一种高雅但略显矫饰造作的艺术风格。柴可夫斯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运用这种风格为大提琴写出的这首变奏曲，采用了俄罗斯民歌音调，音乐主题幽雅、恬适，曲调轻松明快。乐曲动人心弦的旋律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欢迎，1879年音乐家李斯特在听到德国大提琴家威廉·费曾哈根演奏这首乐曲后曾赞叹道：“瞧，这才是音乐！”
《罗可可主题变奏曲》早已成为每位大提琴演奏家的必备曲目。
第三章悲壮的生命乐章
1。 至诚至爱的朋友
1876年底梅克夫人（娜杰日达·菲拉列多夫娜·冯·梅克）走进了柴可夫斯基的生活。他们在延续了14年的书信往来中彼此沟通、贴近，却从未正式见过面。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支撑着对方的生命。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成为柴可夫斯基生命中最宝贵的一份情感。有了梅克夫人的支持和爱，柴可夫斯基才有了日后的一切。
娜杰日达·菲拉列多夫娜是交通道路工程师冯·梅克的遗孀。她1831年1月29日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的庄园坐落在莫斯科西南的叶里尼斯克县兹拿缅斯克村。父亲酷爱音乐，娜杰日达·菲拉列多夫娜在父亲的关注下受到良好的音乐教育。贵族出身的母亲精明干练，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在母亲的影响下娜杰日达·菲拉列多夫娜形成了坚强的性格，不但有很强的自主性，而且善于支配别人。她17岁时出嫁，丈夫卡尔·乔治·奥托·冯·梅克出身于里加的一个德裔名门望族，他比梅克夫人大12岁。
冯·梅克是工程师，在政府部门供职，年薪稳定但只有1500卢布，维持他们这个多子女的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俄国施行庞大的铁路建设计划时，精明的梅克夫人劝说丈夫辞去政府的公务。从此她帮助丈夫进行工程事业。冯·梅克修建了莫斯科—梁赞的铁路，此后他们的两个儿子又把铁路延长到喀山，最后又一直修到乌拉尔。1876年冯·梅克50岁时死于心脏病。死后留下相当可观的遗产，留下两条铁路还有11个孩子，当时最大的24岁，最小的只有4岁。
丈夫死后，梅克夫人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不与外人接触。尼古拉·鲁宾斯坦是梅克夫人家惟一的常客。她去剧院听音乐会时总是独自坐在包厢里，尽量避开别人的注目。
她高高的个子，步履持重，举止端庄，深蓝色的眼睛总是若有所思地望着，有时在她的眼睛里闪着一种喜怒难辨的目光，不知是她当时情感的反映还是她想起了什么使她激动的遥远的往事。他话音低沉，音色清纯，说话温稳自信。在梅克夫人的世界里，她是一个君主，她在孩子、家人和下属中间享有绝对的权威，大家对她尊重服从。但她并不永远严肃冷漠，她也有丰富的情感世界，具有浪漫气质，充满了母爱。她能够理解人们的弱点，如果人们做错了事，只要不是故意作恶，她都会原谅。
梅克夫人努力摆脱家庭琐事的烦扰，在音乐中去寻找安慰。她对音乐的爱好是真诚而又强烈的。她甚至从国外请来有才华的音乐家来自己家工作，为她编曲、伴奏。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的年轻的德彪西就在梅克夫人府上做过音乐师。她给这些音乐师丰厚的待遇，让他们有许多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使他们能按自己的计划从事音乐创作。当然音乐师们每天也要用几小时为她演奏她所挑选出的音乐作品，或是为她伴奏。她自己也常常弹奏钢琴。冬季她一般在国外，如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度过。她也让音乐师陪她同去这些地方。
梅克夫人第一次听到柴可夫斯基的名字是在她听了《暴风雨》的演奏之后。乐曲掀起了梅克夫人心中的“暴风雨”，以至于她“有好几天一直处于半疯癫状态”。创作这种撼人心魄音乐的该是怎样的人呢？——她急于打听清楚。从她的朋友尼·鲁宾斯坦那里知道了柴可夫斯基的身世和现状。
梅克夫人想聘请一位专职的小提琴手，为了在她弹钢琴时给她作伴奏，并按照她的意愿改编要演奏的乐谱。尼·鲁宾斯坦给她推荐了柯代克，他正巧是柴可夫斯基的学生。这段时间梅克夫人非常热衷于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作为柴可夫斯基的学生和崇拜者，柯代克在演奏柴可夫斯基作品的同时，给梅克夫人讲述了许多关于自己老师的事情。梅克夫人细心听他介绍，事无巨细都要知道个一清二楚。通过柯代克的讲述，梅克夫人对柴可夫斯基和他的音乐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惊喜地发现写出这些动人乐曲的作者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只能来自崇高、深邃而又美丽、真诚的心灵。这个重大发现给她趋于死寂的心灵注入了活力，她明白了自己的需要，她要向他走去。
梅克夫人向柯代克详细打听关于柴可夫斯基的生活情况，了解到他经济窘迫，她决定设法让他增加收入。她反复考虑，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既能在经济上赞助柴可夫斯基，又能使自己有机会多得到他的音乐。按这种办法做，也不会伤害他的自尊心。于是她真的这样做了。
1876年12月梅克夫人通过尼·鲁宾斯坦委托柴可夫斯基写一首提琴曲编配钢琴伴奏曲。柴可夫斯基很快完成了编曲，得到了梅克夫人相当多的报酬。接着，梅克夫人又请柴可夫斯基再写一首改编曲，并给他写了一封致谢函，感谢他如此迅速地执行了她的委托，并且告诉柴可夫斯基说，他的作品使她陷入狂喜，有了他的作品，她能生活得愉快、舒适。柴可夫斯基收到梅克夫人信的第二天很客气地复函，对她的夸赞表示衷心感谢，并且说，知道世间竟有像她这样的人忠诚热烈地爱着音乐，他感到一种安慰。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之间以通信形式维系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
音乐把他们联系起来，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给梅克夫人造就了一个现实生活中没有的而她又十分渴望的世界。在孤寂寡欢中生活的梅克夫人需要这样的音乐，也需要创作这样音乐的人。梅克夫人写信告诉柴可夫斯基：“在你的音乐中，有着多少快乐和忧愁呵——虽然是忧愁，那还是谁也不肯放手的忧愁。在你的音乐中，一个人感到了他最高的权力，他最大的希望，和现实所不能供给的一种幸福。”应梅克夫人的请求，柴可夫斯基曾写过一首《丧礼进行曲》（此曲从未发表过，已失传），听了他的这首曲子之后，梅克夫人又写信说：“太美丽了，它把我提升到如我所希望的一种飘飘然的状态，在这当中可以忘记世间的一切辛酸。我听了，在我脑中和我心中所搅起的混沌是难以言状的。我的全部神经在战栗。我要哭，我要死。我憧憬另一种生活，但那不是别人所信仰和渴望的生活，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是一种不可知的，无法描述的生活。生、死、幸福、痛苦全都混在一起了。我从地球上飞升，我的太阳穴在跳动，我的心在颤抖，云雾遮掩了我的眼睛，我只听见那音乐的迷人的声音。一个人失去了外部世界，只感到内在的美，并且厌恶醒来，天啊，能够把这样的时光分给别人享受的，是多么伟大的人呢！当我倾听你的《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或是别的曲子时，我是多么希望能够跳进你的灵魂里去呀！”梅克夫人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里得到了自己内心所渴望的东西，她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把音乐家和人分别开来，而在音乐家身上，比在旁人身上更能寻找她所憧憬着的人所应有的特质”。梅克夫人觉得在柴可夫斯基身上有音乐家和世人最完美的结合。这使她欢喜，使他对柴可夫斯基的一切都感兴趣。她希望“无论任何时候都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和大概在做着什么事”，她希望得到他的相片，她要“从他的脸上寻找他写音乐时激动的思想和感情”。而当索要相片如愿以偿时，她感到非常快活，“那可爱的相片使她的世界燃烧，使她的心又光亮又温暖”。
然而梅克夫人虽然对柴可夫斯基如此崇敬倾慕，却不愿意与他谋面，只愿意在远远的地方想念他，在他的音乐中倾听他。在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她直言不讳：“我曾一度衷心地热望和您本人见面，但现在我感到，您越是使我着迷，我越怕和您见面。在我看来，到那时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跟您交谈了……目前，我宁可远离您而想象您，宁可在您的音乐中和您相印。”
心灵的沟通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当梅克夫人这样一位智慧、仁爱的女性向柴可夫斯基率直走来时，他立刻接纳了她。他意识到他们有着同样的精神世界，于是他对梅克夫人的诚挚友情报以同样的真情。他衷心感谢梅克夫人给予的同情和帮助，并且愿意走进她的内心，愿意知道她“至今所没有说出的一切”。柴可夫斯基愿意为她作曲，并把和她共同讨论音乐当成一种快乐。当然，柴可夫斯基也很同意她所规定的交往方式——仅限于通信，他说：“我觉得在面对面的了解之后，您立即会发现，我本人和我的音乐之间并不像您所想象的那么和谐一致。”
在互相频繁往来的书信中，他们彼此的倾慕之情在迅速增长着。1877年5月，梅克夫人第三次委托柴可夫斯基为她写曲，这次让他写一部小提琴和钢琴合奏的曲子，曲名是《谴责》，要求在曲中“表现出不堪忍受的精神疲乏……要有破碎的心，被蹂躏的信念，被伤害了的自尊，消失了的幸福……在这《谴责》中，要听见不幸的憧憬向失望的投降，要表现灵魂的衰萎，此外还可以有死亡……也要有被剥夺了的幸福的回忆”。梅克夫人认为，“没有比音乐更能描写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而谁也比不上柴可夫斯基更能懂得它。她深信，她是把“自己最真切的感念送到了最适当的去处了”。梅克夫人觉得在精神上已经和柴可夫斯基如此靠近，所以才有勇气向他敞开心扉。
柴可夫斯基总是乐于满足梅克夫人的要求的。当梅克夫人提出让他写《谴责》后，作曲家先向她表示会尽快写成她所要的作品，跟着他给梅克夫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分析了梅克夫人屡次委托他写曲的动机：“第一，你真需要我做些什么；第二，你希望帮助我。”柴可夫斯基觉得这一次梅克夫人完全是为了第二个原因让他写曲，这使他感到不愉快。他不愿意为了得到金钱，在没有灵感的情况下匆匆滥写一些曲子，他“不想为了改善物质生活而对艺术有所不忠，利用技巧的纯熟，以鱼目混珠”，尽管他承认自己缺这个“珠”。他已经意识到梅克夫人对他的这些委托都是“伪装得并不高明的施舍”，于是他宁愿直截了当地向她借钱。他对梅克夫人如实讲了自己在经济上的困境，现在他觉得梅克夫人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向其借钱而自己不会感到害羞的人。柴可夫斯基希望把自己的一切债务交到一个慷慨正直的债主手里，靠她的帮助，“能够摆脱其他许多债主的恶爪”。柴可夫斯基很珍惜与梅克夫人通信的机会。他觉得“封封信都说付钱和收钱，这种通信绝对不能坦白的”，他不希望和梅克夫人总是做音乐交易。柴可夫斯基愿意为她真诚地写曲，而不愿用写曲赚她的钱。梅克夫人把柴可夫斯基对她的坦率请求看作是对她的信赖和友谊，从而对他充满了感谢，并且立即给他寄去3000卢布的贷款。
梅克夫人生活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里，也生活在他的欢乐和苦难中。对他的感受和思考，对他的所作所为，梅克夫人都明了。在他们以书信交往的14年中，善解人意的温良的梅克夫人始终在近近的远处关照他，守护他。梅克夫人说：“你是惟一能够给我这样深刻，这样巨大的幸福的人，我无限感激，只希望这将永无止期，也永不改变。”“我需要你，你是我所热爱的一门艺术的纯洁的先知。”而柴可夫斯基觉得梅克夫人的友谊“像空气一样不可缺少”。他说：“我没有见过一个人对我这样亲切，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应和我每一个想法和每一次心的搏动……无论我想什么，总要想起我遥远的朋友，她的爱和她的同情已经成为我存在的基石。”
柴可夫斯基把《第四交响曲》献给了梅克夫人，把它称做“我们的交响曲”。这部交响曲凝聚了他们崇高的诚挚的爱。
2。 《叶甫根尼·奥涅金》
1877年初，柴可夫斯基想着手创作自己的第五部歌剧，他音乐界的同行斯塔索夫有一种看法，认为创作交响曲的柴可夫斯基不适于写歌剧。还有些人也有类似的说法，因为他的前四部歌剧，除了《铁匠瓦库拉》受到欢迎外，其他三部歌剧并不成功。而柴可夫斯基说：“我在这条道路上定下了一站：歌剧，不论您怎样说我不擅长于创作这种音乐，我将毫不犹豫地走我自己的路。”柴可夫斯基觉得歌剧是一种最容易与群众接触的音乐形式，他说过：
“歌剧有一种优越性，它能用音乐语言和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