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故事,反映出客观事物的两难处境。他用矛盾的观点分析儒家的忠孝观,
揭示出其中的弊端。在《五蠹》中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楚国有个名叫直躬
的人,其父偷了人家的羊,直躬告到官吏那里,令尹说:“杀了他。”儒家
认为直躬“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韩非子说,看来,从儒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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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君之直臣”就是“父之暴子”了。又讲,鲁国有个人跟随君王出征,
“三战三北”。孔子问其故,回答说:“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孔子
认为是孝子,推举他走到了上层。韩非子说:“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
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
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这实质上也正
是儒、法两个学派在政治主张上的矛盾。
(3)兵家及其他哲学流派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政治巨变的时期,兵戎频繁,兵家在这个历史
舞台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著名军事家在其著作中
都总结了宝贵的用兵经验,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
① 《孙子兵法》的辩证法思想。《孙子兵法》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兵书。
据《史记·孙武吴起列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有两个“孙子”。一个是春
秋吴王阖庐时与孔子大致同时的孙武,吴王阖庐曾经读过他的兵法十三篇。
一个是战国齐威王时与孟子大致同时的孙膑,亦有兵法留传后世。后传《孙
子兵法》十三篇,为孙武所作。《孙子兵法》中,关于申明赏罚,“令民与
上同意,可与之生,可与之死” (《计篇》),“视卒如婴儿”,“视卒如
爱子” (《地形篇》),体现出新兴地主阶级奖励耕战的精神。对于战争与
政治、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解,也体现出对战争作用的深刻认识。《孙子兵法》
揭示出战争中一些重要的规律,它不但有军事学的价值,而且有哲学上的意
义。它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和朴素
的唯物主义思想。
a。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孙子兵法》对于战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表现在它从客观现实去
考虑战争的胜败,而不是从主观的空想出发。例如,对于进攻、包围、退却
的战略部署,它提出必须根据自己的兵力:“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
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谋攻篇》)如果多于
敌人十倍、五倍、一倍的兵力,起码要敌我兵力相当,才能考虑不同情况的
包围或进攻。如果实力不如敌人,那就要考虑避开敌人,以图再找机会战斗。
《兵法》很重视取得战争胜利的条件。孙子认为:条件具备了,才能有
取得胜利的把握“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
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谋攻篇》)由于他充分认
识到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决定胜败的客观条件,所以他反对用宗教迷信去指导
战争:“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
敌之情者也。”(《用间篇》)《兵法》的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谋
攻篇》)已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
b。军事辩证法思想
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孙子兵法》提出了丰富的原始的军事辩
证法思想,提出战争与政治、经济、自然条件的辩证关系。
作为职业军事家,孙武当然主张靠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但他看
到了战争是取得政治胜利的手段,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实现政治目的工具。如
果能用其它方式达到胜利的目的,就可以不必经过战争。他指出,善用兵者
(不在于“屈人之兵”,“拔人之城”,“毁人之国”,而在于“兵不顿而
利可全” (《谋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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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认为战争持久不决会造成国内经济困难。《孙子兵法》不但初步看
到战争与政治、经济相互依附的关系,还深刻地认识到战争中的一些矛盾,
以及这些矛盾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如它讲到进攻,也提到防御;
讲到快速,也讲到持久;讲到分散,也讲到集中。它还提出一系列的矛盾对
立范畴: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进退、奇正、虚实、动静、勇怯、
治乱、胜败等等。这些对立双方通过一定的条件可以相互转化。如:“怯生
于勇,弱生于强。”(《势篇》)又如:“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
生。” (《势篇》)意思是,只要指挥得当,主动地利用这种危险的环境反
而能激励士气,转败为胜。
c。主观能动作用
《孙子兵法》提出在战争中主观能动作用的意义。在战争中要善于利用
条件,争取主动:“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虚实篇》),即发挥主
动性造成敌人的被动,而使自己免于被动。“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
者,敌不知其所攻” (《虚实篇》),即充分发挥主动性,灵活性,使敌人
把握不住我方的情况,无法对我方进行有效的防守或进攻。尤其是孙子的“知
己知彼”的原则,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如实反映现实的精神,也体现
了从矛盾的双方的特点去认识事物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说:“战争不是神
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仍是科学的真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480页)。
②吴起、孙膑、尉缭的军事思想。除孙武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有吴起、
孙膑、尉缭等著名军事家的宝贵军事思想也是一份珍贵的哲学思想财富。
a。吴起的军事哲学思想
吴起(约公元前440—前381年)是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与孙武齐
名。他在魏国西河“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正是他的军事哲学思想的
光辉体现。吴起始为魏将,后赴楚,死于内乱之中,著有《吴起兵法》。
吴起具有唯物主义的战争指导理论。他认为用兵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
(《吴子·料敌》)他对当时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俗都了解得很清
楚。其次,他提出“因形用权”的主张:“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
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吴子·治兵第三》)这是对孙武用“水无
常形”来比喻“兵无常势”的辩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吴起还用辩证的观点正确分析了生与死的关系,强调了作战的勇敢精
神。所谓“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吴子·治兵第三》)从哲理上讲清了
生与死的辩证关系。他还提倡勇敢精神:“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吴子·论将》)《战国策·齐策》中谈到齐国军队被燕国军队连破七十
余城,“人相食,骨相析”,仍能围守孤城,这种心理素质不能说与吴起的
军事思想无关。
吴起还论证了在一定的条件下,战争可以“以少胜多”的军事哲学思想。
“愚将,虽众可获。”(《吴子·论将》)他在《应变》中说,只要避开平
坦开阔之地,利用险要,就可“以一击十”、“以十击百”,“以千击万”。
他曾创造了以五万人加车百乘,骑三千而“破秦五十万众”的辉煌战绩。《尉
缭子·制谈》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可见吴起
在军事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杰出成就。
b。孙膑的军事哲学思想
孙膑 (约公元前378—前302年)生于齐国阿、鄄之间 (今山东阳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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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为兵家之祖孙武的后代。据说,他与庞涓同师鬼谷子学习兵法,后遭
庞涓谋害,受刖、黥之刑。于是孙膑从魏奔齐,领兵在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
中大败魏军,使诸侯东面朝齐。著有《孙膑兵法》,古已失传。1972年山东
临沂银雀山汉墓中的出土文物中包括《孙膑兵法》及其它先秦兵书,从而使
这部失传了千年的军事著作重见光明。
孙膑在总体上提出以“道”制胜的原则。他在《陈忌问垒》中说:“先
知胜不胜之谓知道”。“道”即客观规律。他在《八阵》篇中说:“夫安万
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其次,在发挥军队的战斗力
方面,孙膑非常重“势”。“势”是一种由权力,威望和形势综合形成的一
种无形的力量。他说:“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吕氏春秋》说:“孙
膑贵势”。孙膑在 《兵法》中用《势备》一篇专门讲“势”,他以弓弩作比
喻,说明“势”的无形力量:“何以知弓弩之为势之?发于肩膺之间,杀人
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弩势也。”在马陵之战中,齐军伏击魏
军,居高临下,以逸待劳,靠“势”取得了胜利。第三,孙膑还认为军阵,
机变能力与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有密切关系。总之,孙膑在用兵作战方面有不
少值得借鉴的军事哲理。
c。尉缭的军事哲学思想
尉缭,战国中晚期魏国军事家,从商鞅之学,曾与魏王论政,公元前237
年入秦,助秦王统一六国。秦始皇“衣服食饮与缭同”,著有《尉缭子》29
篇。
尉缭具有大一统的军事思想。他提出通过战争“北兼广大,以一其制度”。
(《尉缭子》卷五《兵教》下)主张用战争完成统一大业,反映出新兴地主
阶级对待战争的积极态度。在军事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说:
“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宫、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
已矣。”《尉缭子》卷一《天宫》)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天文星象、占卜
时日为迷信,不如人事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这种离开阴阳五行的军事思想
在当时是很进步的。
尉缭子对政治与军事的辩证关系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说:“兵者,所
以诛暴乱、禁不义也。”(《武仪》)又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
武为表,文为里。” (《兵令》这些认识都是正确而深刻的。总之,尉缭子
的军事思想在统一六国中起到积极作用,是先秦军事哲学思想中的一家之
言。
③其它哲学流派。春秋战国时期,除了上述儒、墨、道、法、兵,各家
哲学流派之外,还有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哲学和后期墨家的名辩思
想,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吕氏春秋》的杂家思想。统一在这里论述。
a。名家学派的哲学思想
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称依据法律条文辩论是非的人为“刑名之家”(《战
国策》卷十九),司马谈《论六家指要》中称之为“名家”。春秋后期郑国
的邓析即为名家。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为战国时期的惠施与公孙龙。
惠施(约公元前370—前318年),宋国人。他是庄子的朋友,但思想
观点不同,其著作已佚。 《庄子·天下篇》保存了他的“历物十事”,《荀
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也保存了一些片断。
惠施的“历物十事”贯穿着合同异的思想。他认为:“大同而与小同异,
此谓之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谓之大同异。”这里指事物本身的同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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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的相对性,但他强调事物的同一性,而推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
结论。在“名”、“实”关系上,他承认“实”是第一性的,而“名”是实
的反映。
公孙龙 (约公元前320—前250年)战国末期赵国人,与邹衍同时。他
是平原君的门客,曾劝说赵、燕“偃兵”,很可能受了宋、尹“禁攻寝兵”
主张的影响。其著作《公孙龙子》现存6篇,有 《坚白论》、《白马论》、
《指物论》、《通变论》、《名实论》和《迹府》。
与惠施的“合同异”相反,公孙龙的哲学思想则是“别同异,离坚白”
(《淮南子》语)。他完全脱离感性认识,只强调对事物性质从概念上进行
逻辑分析,具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白马非马”是他在哲学上进行形而
上推论的著名命题。
公孙龙是这样论证的:“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
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这是说,“马”与“白马”的内涵不同,
但忽略了其相同的部分。又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
马不可致”,所以“白马非马”。这里是从外延上论证“白马”的局限,而
夸大为“非马”的结论。又说:“白马者,马与白也,白与马也。故曰:白
马非马。”这又进一步从事物的部分形而上学的性质上加以区别论证,而忽
略了其内在的统一性与联系,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公孙龙的论证在逻辑和概念的分析方面有其深入的细致的独到之处,但
他夸大了个别与一般的差别,甚至完全割裂起来,并加以绝对化,结果导出
由个别否定一般,割断事物间内在联系的结论,否定了事物的存在,而陷入
客观唯心主义,在哲学上称之为诡辩。
b。阴阳家邹衍的哲学思想
邹衍是诸子百家中阴阳家的代表人物 (约公元前324—前250年),与
公孙龙为同时代人。燕昭王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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