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中期哲学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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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中期哲学思想史- 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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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反映出客观事物的两难处境。他用矛盾的观点分析儒家的忠孝观, 

揭示出其中的弊端。在《五蠹》中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楚国有个名叫直躬 

的人,其父偷了人家的羊,直躬告到官吏那里,令尹说:“杀了他。”儒家 

认为直躬“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韩非子说,看来,从儒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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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君之直臣”就是“父之暴子”了。又讲,鲁国有个人跟随君王出征, 

 “三战三北”。孔子问其故,回答说:“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孔子 

认为是孝子,推举他走到了上层。韩非子说:“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 

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 

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这实质上也正 

是儒、法两个学派在政治主张上的矛盾。 



      (3)兵家及其他哲学流派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政治巨变的时期,兵戎频繁,兵家在这个历史 

舞台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著名军事家在其著作中 

都总结了宝贵的用兵经验,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 

     ① 《孙子兵法》的辩证法思想。《孙子兵法》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兵书。 

据《史记·孙武吴起列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有两个“孙子”。一个是春 

秋吴王阖庐时与孔子大致同时的孙武,吴王阖庐曾经读过他的兵法十三篇。 

一个是战国齐威王时与孟子大致同时的孙膑,亦有兵法留传后世。后传《孙 

子兵法》十三篇,为孙武所作。《孙子兵法》中,关于申明赏罚,“令民与 

上同意,可与之生,可与之死” (《计篇》),“视卒如婴儿”,“视卒如 

爱子” (《地形篇》),体现出新兴地主阶级奖励耕战的精神。对于战争与 

政治、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解,也体现出对战争作用的深刻认识。《孙子兵法》 

揭示出战争中一些重要的规律,它不但有军事学的价值,而且有哲学上的意 

义。它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和朴素 

的唯物主义思想。 

     a。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孙子兵法》对于战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表现在它从客观现实去 

考虑战争的胜败,而不是从主观的空想出发。例如,对于进攻、包围、退却 

的战略部署,它提出必须根据自己的兵力:“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 

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谋攻篇》)如果多于 

敌人十倍、五倍、一倍的兵力,起码要敌我兵力相当,才能考虑不同情况的 

包围或进攻。如果实力不如敌人,那就要考虑避开敌人,以图再找机会战斗。 

      《兵法》很重视取得战争胜利的条件。孙子认为:条件具备了,才能有 

取得胜利的把握“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 

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谋攻篇》)由于他充分认 

识到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决定胜败的客观条件,所以他反对用宗教迷信去指导 

战争:“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 

敌之情者也。”(《用间篇》)《兵法》的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谋 

攻篇》)已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 

     b。军事辩证法思想 

     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孙子兵法》提出了丰富的原始的军事辩 

证法思想,提出战争与政治、经济、自然条件的辩证关系。 

     作为职业军事家,孙武当然主张靠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但他看 

到了战争是取得政治胜利的手段,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实现政治目的工具。如 

果能用其它方式达到胜利的目的,就可以不必经过战争。他指出,善用兵者 

 (不在于“屈人之兵”,“拔人之城”,“毁人之国”,而在于“兵不顿而 

利可全” (《谋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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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认为战争持久不决会造成国内经济困难。《孙子兵法》不但初步看 

到战争与政治、经济相互依附的关系,还深刻地认识到战争中的一些矛盾, 

以及这些矛盾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如它讲到进攻,也提到防御; 

讲到快速,也讲到持久;讲到分散,也讲到集中。它还提出一系列的矛盾对 

立范畴: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进退、奇正、虚实、动静、勇怯、 

治乱、胜败等等。这些对立双方通过一定的条件可以相互转化。如:“怯生 

于勇,弱生于强。”(《势篇》)又如:“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 

生。” (《势篇》)意思是,只要指挥得当,主动地利用这种危险的环境反 

而能激励士气,转败为胜。 

     c。主观能动作用 

      《孙子兵法》提出在战争中主观能动作用的意义。在战争中要善于利用 

条件,争取主动:“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虚实篇》),即发挥主 

动性造成敌人的被动,而使自己免于被动。“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 

者,敌不知其所攻” (《虚实篇》),即充分发挥主动性,灵活性,使敌人 

把握不住我方的情况,无法对我方进行有效的防守或进攻。尤其是孙子的“知 

己知彼”的原则,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如实反映现实的精神,也体现 

了从矛盾的双方的特点去认识事物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说:“战争不是神 

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仍是科学的真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480页)。 

     ②吴起、孙膑、尉缭的军事思想。除孙武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有吴起、 

孙膑、尉缭等著名军事家的宝贵军事思想也是一份珍贵的哲学思想财富。 

     a。吴起的军事哲学思想 

     吴起(约公元前440—前381年)是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与孙武齐 

名。他在魏国西河“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正是他的军事哲学思想的 

光辉体现。吴起始为魏将,后赴楚,死于内乱之中,著有《吴起兵法》。 

     吴起具有唯物主义的战争指导理论。他认为用兵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 

 (《吴子·料敌》)他对当时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俗都了解得很清 

楚。其次,他提出“因形用权”的主张:“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 

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吴子·治兵第三》)这是对孙武用“水无 

常形”来比喻“兵无常势”的辩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吴起还用辩证的观点正确分析了生与死的关系,强调了作战的勇敢精 

神。所谓“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吴子·治兵第三》)从哲理上讲清了 

生与死的辩证关系。他还提倡勇敢精神:“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吴子·论将》)《战国策·齐策》中谈到齐国军队被燕国军队连破七十 

余城,“人相食,骨相析”,仍能围守孤城,这种心理素质不能说与吴起的 

军事思想无关。 

     吴起还论证了在一定的条件下,战争可以“以少胜多”的军事哲学思想。 

 “愚将,虽众可获。”(《吴子·论将》)他在《应变》中说,只要避开平 

坦开阔之地,利用险要,就可“以一击十”、“以十击百”,“以千击万”。 

他曾创造了以五万人加车百乘,骑三千而“破秦五十万众”的辉煌战绩。《尉 

缭子·制谈》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可见吴起 

在军事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杰出成就。 

     b。孙膑的军事哲学思想 

     孙膑 (约公元前378—前302年)生于齐国阿、鄄之间 (今山东阳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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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为兵家之祖孙武的后代。据说,他与庞涓同师鬼谷子学习兵法,后遭 

庞涓谋害,受刖、黥之刑。于是孙膑从魏奔齐,领兵在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 

中大败魏军,使诸侯东面朝齐。著有《孙膑兵法》,古已失传。1972年山东 

临沂银雀山汉墓中的出土文物中包括《孙膑兵法》及其它先秦兵书,从而使 

这部失传了千年的军事著作重见光明。 

     孙膑在总体上提出以“道”制胜的原则。他在《陈忌问垒》中说:“先 

知胜不胜之谓知道”。“道”即客观规律。他在《八阵》篇中说:“夫安万 

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其次,在发挥军队的战斗力 

方面,孙膑非常重“势”。“势”是一种由权力,威望和形势综合形成的一 

种无形的力量。他说:“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吕氏春秋》说:“孙 

膑贵势”。孙膑在 《兵法》中用《势备》一篇专门讲“势”,他以弓弩作比 

喻,说明“势”的无形力量:“何以知弓弩之为势之?发于肩膺之间,杀人 

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弩势也。”在马陵之战中,齐军伏击魏 

军,居高临下,以逸待劳,靠“势”取得了胜利。第三,孙膑还认为军阵, 

机变能力与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有密切关系。总之,孙膑在用兵作战方面有不 

少值得借鉴的军事哲理。 

     c。尉缭的军事哲学思想 

     尉缭,战国中晚期魏国军事家,从商鞅之学,曾与魏王论政,公元前237 

年入秦,助秦王统一六国。秦始皇“衣服食饮与缭同”,著有《尉缭子》29 

篇。 

     尉缭具有大一统的军事思想。他提出通过战争“北兼广大,以一其制度”。 

 (《尉缭子》卷五《兵教》下)主张用战争完成统一大业,反映出新兴地主 

阶级对待战争的积极态度。在军事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说: 

 “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宫、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 

已矣。”《尉缭子》卷一《天宫》)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天文星象、占卜 

时日为迷信,不如人事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这种离开阴阳五行的军事思想 

在当时是很进步的。 

     尉缭子对政治与军事的辩证关系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说:“兵者,所 

以诛暴乱、禁不义也。”(《武仪》)又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 

武为表,文为里。” (《兵令》这些认识都是正确而深刻的。总之,尉缭子 

的军事思想在统一六国中起到积极作用,是先秦军事哲学思想中的一家之 

言。 

     ③其它哲学流派。春秋战国时期,除了上述儒、墨、道、法、兵,各家 

哲学流派之外,还有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哲学和后期墨家的名辩思 

想,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吕氏春秋》的杂家思想。统一在这里论述。 

     a。名家学派的哲学思想 

     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称依据法律条文辩论是非的人为“刑名之家”(《战 

国策》卷十九),司马谈《论六家指要》中称之为“名家”。春秋后期郑国 

的邓析即为名家。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为战国时期的惠施与公孙龙。 

     惠施(约公元前370—前318年),宋国人。他是庄子的朋友,但思想 

观点不同,其著作已佚。 《庄子·天下篇》保存了他的“历物十事”,《荀 

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也保存了一些片断。 

     惠施的“历物十事”贯穿着合同异的思想。他认为:“大同而与小同异, 

此谓之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谓之大同异。”这里指事物本身的同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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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的相对性,但他强调事物的同一性,而推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 

结论。在“名”、“实”关系上,他承认“实”是第一性的,而“名”是实 

的反映。 

     公孙龙 (约公元前320—前250年)战国末期赵国人,与邹衍同时。他 

是平原君的门客,曾劝说赵、燕“偃兵”,很可能受了宋、尹“禁攻寝兵” 

主张的影响。其著作《公孙龙子》现存6篇,有 《坚白论》、《白马论》、 

 《指物论》、《通变论》、《名实论》和《迹府》。 

     与惠施的“合同异”相反,公孙龙的哲学思想则是“别同异,离坚白” 

 (《淮南子》语)。他完全脱离感性认识,只强调对事物性质从概念上进行 

逻辑分析,具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白马非马”是他在哲学上进行形而 

上推论的著名命题。 

     公孙龙是这样论证的:“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 

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这是说,“马”与“白马”的内涵不同, 

但忽略了其相同的部分。又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 

马不可致”,所以“白马非马”。这里是从外延上论证“白马”的局限,而 

夸大为“非马”的结论。又说:“白马者,马与白也,白与马也。故曰:白 

马非马。”这又进一步从事物的部分形而上学的性质上加以区别论证,而忽 

略了其内在的统一性与联系,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公孙龙的论证在逻辑和概念的分析方面有其深入的细致的独到之处,但 

他夸大了个别与一般的差别,甚至完全割裂起来,并加以绝对化,结果导出 

由个别否定一般,割断事物间内在联系的结论,否定了事物的存在,而陷入 

客观唯心主义,在哲学上称之为诡辩。 

     b。阴阳家邹衍的哲学思想 

     邹衍是诸子百家中阴阳家的代表人物 (约公元前324—前250年),与 

公孙龙为同时代人。燕昭王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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