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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暴力必须回之以狡诈。一个名字，特为编造了出来——这名字唤做“马蒂努斯？贝里乌斯”，据说此人写了本新书。其实该书出自卡斯特利奥之手；扉页上写了假名字，和假的出版地点（实则在马德堡，而非巴塞尔）。这书的内容，表面上像篇科学或神学论文，实际上却在呼吁，援救那些遭受迫害的无辜人士。该书仿佛颇有些学究气，一如博学的神学家跟旁的权威人士讨论问题：“论异端，他们是否应受迫害，应如何对待他们，援引许多博学的新老作者之观点予以说明。”诚然，只消把这书翻上几页，准相信它单单算上篇虔诚的神学小册子，因书里找得见天主教大半最著名神父的观点——诸如圣奥古斯丁，圣克里索斯托，圣杰罗姆，他们的旁边便相安无事地摆着伟大的新教权威，诸如路德跟塞巴斯蒂安？弗兰克，以及无党派人文主义者，诸如伊拉斯谟等人著作的选段。不用说，它单单是一部学术选集，摘引若干哲学家著作的法理及神学汇编，旨在帮助读者对这艰深的问题形成个公正无偏的观点。然而进一步考查便会发现，它所征引的惟有一面的观点，便是认为处决异端绝不适当的观点。这著作写得极其诚挚；它的狡诈，它惟一的恶意，只在于一端，便是在那般谴责对异端动用非常手段的权威人士当中，有个名字准叫加尔文暴跳如雷——那就是加尔文自己的名字。加尔文在自己也遭受迫害的时候，本来反对残酷使用烈火利剑；他这样的观点，也曾广为人知。加尔文本人，这杀害塞尔维特的凶手，竟在这样的文字里，给加尔文自己谴责成不合基督教义：“动用武力对待被逐出教会的人，不承认他们拥有人类共有的权利，这绝不符合基督教义。”
然而赋予一部著作以价值的，在于它公然表达的内容，不在它隐而不见的意义。在致沃腾堡公爵的献辞当中，卡斯特利奥谈论得清晰透彻。这篇献辞的开篇和结尾，令到神学汇编超越于瞬息即逝的论战之上。虽则致公爵的献辞只有寥寥十几页，却首次要求，在欧洲思想自由拥有得到庇护的神圣权利。虽则他的文字仅是替异端讲话，这篇献辞却为日后所有因其政治或哲学独立精神遭受独裁者迫害的人们，做了生机勃勃的辩护。反对精神正义夙敌的斗争，反对企图镇压与自己党派不同意见的狭隘狂热分子的斗争，在此明确展开。一个观念，胜利地对抗那褊狭的思想；惟有这一个观念，能够在地球之上化解敌对——这便是宗教宽容的观念。
卡斯特利奥以心平气和的逻辑，清晰而无可辩驳地展开自己的论点。争论的问题在于，单因纯粹思想上的过犯，异端是否便应该迫害、处决。然而讨论这一问题之前，卡斯特利奥诘问道：“在使用异端一词时，我们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可以对谁称之为异端，而不失其公正？卡斯特利奥答道：“我绝不相信，所有被名为异端的人，都是真正的异端。……今天，这名称已经变得何其荒谬绝伦，骇人听闻，且具备了辱骂的色彩，以至有谁要翦除私敌，会发现最便当的方法，就是把对手控为异端。旁人听到这骇人的名字，会吓得魂飞天外，避之不迭，对那些被指为异端的人，对胆敢替他们申辩的人，会盲目地大张挞伐。”
卡斯特利奥拒绝染上这样的迫害狂症。他清楚，每个时代都找得到一批倒霉的人，给集体仇恨充当出气筒。有时这出之于他们的宗教，另一些时候，则出之于他们的肤色、种族、出身，他们的社会观与哲学观。便是这些弱势小群体，变成了多数人发泄潜在精力的标靶。口号，理由，可以各有不同；然而诽谤，蔑视，消灭——这些方法却是一成不变。如今作者宣称，一个理智的人，绝不应容许自己被这些诽谤所蒙蔽，也不应因群众本能的愤怒而丧失理性。他必得胸怀对均衡和正义的献身精神，一次又一次寻求公道。因此，就异端问题而言，“马蒂努斯？贝里乌斯”拒绝采取明确的立场，除非他能够充分把握这词语的涵义。
那末，异端又是什么？卡斯特利奥一再返回这一问题。既然加尔文与其他审问官都宣称，《圣经》乃是惟一行之有效的法典，贝里乌斯便以极大的细心，考查起《圣经》的字句来。看罢，在《圣经》里他找不到这个词，也找不到这个概念。得先有一套教条体系，一种正统，一套统一的教义，“异端”这样的词语才能得以流传；教会形成了制度，对教会的反叛才成为可能。真的，在《圣经》里面，的确提到不信教者，也指出该当惩罚他们；然而这不等于说，所谓异端因而便是不信教者。塞尔维特的情形，便提供了证明。那些所谓的异端，特别是再浸礼派，坚称他们自己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把救主尊为最令人景仰敬爱的典范。既然基督徒绝不把突厥人、犹太人或者异教徒称做“异端”，则异端只是在基督教内部犯下的罪行。因此，我们得出了新的公式：所谓异端，便等于那些身为基督徒，却不承认“真正的”教义，反以某种方式冥顽不灵地背离“正确”道路的人。
我们找到了定义？老天，在五花八门的诠释中间，我们怎能断定得了，哪个才是“真正的”教义，哪家才算对于上帝言语的“正确”诠释？瞧瞧天主教的解释，路德派的解释，茨温利派的解释，再浸礼派的解释，胡斯派的解释，加尔文派的解释，我们在哪里找得到“真正的”教义？在宗教事务方面，是否有什么东西绝对真确，永远能对《圣经》做到“正确”诠释？卡斯特利奥好不勇敢，他以谦逊的“不”字来回答，这便向狂妄的加尔文提出了挑战。《圣经》的意义，有时清晰易懂，有时却晦涩难解。“宗教的真理，”这极具宗教性情的人写道，“存在于其神秘的性质当中，虽历经千年，依然斗争不已。直到精神之爱启发了我们，呈现出最终之道，才能够消弭流血。”任何人对《圣经》的诠释都会有错误，因此宗教宽容便是基督徒的第一要务。“如若一切事物都如同上帝之存在一样清晰易晓，基督徒便易于在宗教事务方面万众一心，诚如所有民族都基于对上帝的承认而结为一体。然而一切既是晦涩难解，基督徒便应停止相互攻讦。如若我们比异教徒聪明，我们也该同时表现得更优秀、更有同情心。”
在文章里卡斯特利奥又前进了一步。任何人，纵然承认基督教真理的根本原则，其行事却不曾取悦于现存的权威，这样的人便被目为异端。因此，我们终于接触到事情的关键：异端并非绝对概念，而不过是个相对概念。在天主教徒眼里，加尔文的信徒自然便是异端；同样，在加尔文的信徒眼里，再浸礼派自然也是异端。谁在法国给当作真正的信徒，在日内瓦一准是个异端；相反的情形也同样成立。在一个国家得当个罪犯烧死，到邻国便会奉为烈士。“在一个城里他们奉你是真正的信徒，到下个城里就拿你当个异端。因此，如今谁想活得安安静静，他的信仰和宗教，得像城市与国家的数目一样多。”于是卡斯特利奥得出他最大胆的最后公式。“反思真正的异端是什么，我只找得到一个标准，便是：在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眼里，我们大家全是异端。”这看上去简单之极，显明之极，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然而在那时能够说得如此坦率，便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这公式的意义相当重大，因那整个的时代及其领袖，王侯教士们也罢，天主教徒和路德信徒们也罢，全得到这一个断然的宣示：他们对异端的追捕荒谬之极，乃源自错误的幻觉。成千上万人遭到迫害，被非法处决，被绞死、溺毙和烧杀；他们本来清白无辜，因他们未曾罹犯任何反对上帝与国家的罪行；在行为上他们绝不稍逊于自己的同胞，只是在不可见的观念领域有所出入。可又有谁得到了指导旁人思想的权利，又有谁能够认为旁人最隐秘的内心信念触犯了法律？国家做不到，其它既定的权威同样做不到。《圣经》里有言，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卡斯特利奥又引了路德的话，说尘世的王国只管得了肉体，至于灵魂，上帝绝不希望任何世间的法律行使于灵魂之上。国家有权要求每一个臣民遵行外在的统治与政治的程序。因此，道德、宗教以及（让我加上）艺术信念领域的内心世界，只要不包含对于国家实体的明显背叛——用现代的话讲，只要不涉及政治煽动，则对这内心世界横加官方的干涉，便只能意味着对权力的滥用，以及对个人神圣权利的侵犯。因为内心世界的事情无须对国家负责，这是有鉴于“就此类事务而言，人人得自行吁告上帝”。国家当局与人们的见解毫无关涉。那末，人们遇到旁人哲学信念跟他们不同，干吗气得口沫四溅？干吗立即通知给警察？干吗恨得这般杀气腾腾？没有和解的精神，便不可能有真正的人道。“惟有抑制住我们的不宽容，我们方能够和平共处。在达成信仰的统一之前，即便时时出现意见分歧，我们至少还能普遍理解，相亲相爱，和平结合。”
这些屠杀，这些污辱了人类之名的野蛮迫害，绝不应由“异端”们负责。他们本是无可指责。不应因旁人的思想和信念，而对他横加责难。这罪孽深重的世界横行着错误的观念，肆虐着狂热的混乱，那般盲目的信仰，那般理论家的急燥，不容许在他们的观念、宗教和哲学之外还有正确的东西存在，是他们才制造着罪恶。卡斯特利奥无情地嘲笑这疯狂的傲慢。“人们确信自己的观点正确无误，或可说，他们以虚幻的确定，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无误，而置他人的观点于不顾。残酷与迫害生自狂傲自大，因此虽然如今，观点几乎就跟世上的人数一样多，人却不会容忍任何与自己不同的见解。无一个教派不在谴责其它所有教派，并企图建立至高无上的统治。正是因此，便出现了流放，驱逐，监禁，烧杀和绞杀；也是因此，那些打手们满心莫名的暴怒，他们不懈辛劳，想方设法要将我们的主子感到不悦的观点镇压下去——甚至他们镇压这样的观点，简直说不出个中理由！”一方的冥顽不灵，导致另一方同样的冥顽不灵。精神上的不能宽容，“干残忍勾当的野蛮兽欲，遂导致我们今日所见，哪个死刑犯先发发善心给绞死，而后点火焚尸，会惹许多人勃然大怒，觉得备受侮辱。”
惟有一件事情，能将人类从这种野蛮当中拯救出来——那便是宗教宽容。我们的世界之大，容得下许多真理；若是人们心怀友善，便能够和谐同住。“让我们相互宽容罢，让我们不谴责他人的信仰罢。”对异端的追捕绝无必要，一如对观点的任何迫害同样绝无必要。既然加尔文为开脱罪责，恳求王侯们对待异端，要动用烈火与利剑消灭不贷，卡斯特利奥则求告当权者，“更应投身于温和一方，绝不屈从怂恿你谋杀他人的人，因最后审判时他们不会站在旁边帮助你；替自己辩解，他们已是自顾不暇。相信我罢，若是基督依然活在世上，他绝不会劝你杀掉呼告他名字的人，纵然他们在某些细节上面犯了错误，纵然他们偏离了正确的道路。”
如同有学术上的问题需要解决，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平心静气，讨论了那一个棘手问题——所谓的异端究竟是否有罪。他将正反两方的理由仔细权衡一通；他要求建一座精神自由的城市，叫那些遭受追捕的可怜人得个避难所。他虽坚信自己的立场，表明其见解的时候却谦卑恭顺；不像那般褊狭的人，活像市场上的小贩，吵嚷着叫卖自己的教条。这些理论大王心胸狭隘，全在布道台上尖叫不停，硬说惟他叫卖的才是真信仰，旁人的全是假货色；惟有借助他的声音他的话，才宣示得出上帝的意志。而卡斯特利奥的回答简单之极：“我绝不对你们说，我是什么上帝遣来的先知，惟是个平常人来自民众中间。我厌恶争论口角，只愿宗教的树立不靠争斗，而靠富同情心的爱；不靠诉诸外表的作为，而靠心灵内部的礼拜。”那般理论大王相互讲话，恰像对学童和奴隶；而人文主义者相互讲话，便是人对于人、兄弟对兄弟。
然而，人若真具有人道的精神，目睹非人道的所作所为，便无法不深感震撼。一个诚实的作家，若当时的奇思异想强烈扰乱他的心，他的手便无法继续宁静地阐发教义；若正义的激愤震动他的神经，他的声音也只能颤抖不已。因此，长期而言，对于商培尔的屠杀，卡斯特利奥绝无可能约束了自己，局限于学理上的探讨。在那里，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受了莫可名状的折磨而就死地，这是以宗教之爱的名义，学者消灭了学者，神学家杀害了神学家。
塞尔维特受折磨的形象，加之对异端的群众性迫害，令卡斯特利奥从书页上抬起眼睛，去寻找是谁煽起了如此暴行，是谁徒然以上帝的虔诚仆人之名，辩解自己的不宽容。卡斯特利奥这样的话，准会令加尔文虎视眈眈：“纵使这些事件骇人听闻，那般罪人的罪过更其骇人。他们披了基督的外衣，倾力奉行不义，还要宣称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基督的意志！”卡斯特利奥清楚，当权者总要诉诸宗教或哲学的观念，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然而鲜血玷污了导致如此暴行的观念，暴力贬抑了它要为之辩护的思想。米圭尔？塞尔维特绝非依据基督的命令被烧死，依据的惟是约翰？加尔文的命令，这该引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奇耻大辱。卡斯特利奥指出：“时至今日，那些自认为基督徒的人，给旁的基督徒以火、水与剑绝不留情地大肆屠杀，所受的对待更惨于杀人犯和强盗，又有谁甘愿做个基督徒？在今天，人若在细枝末节上面跟君临头上的掌权者意见相左，准以基督之名给活活烧死，即便像塞尔维特，在火焰当中亦呼告基督，且大声申明自己笃信基督，亦同样无可幸免。目睹此景，又有谁甘愿礼拜基督？将呼告耶稣的人付之一炬，这岂不比撒旦的所作所为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