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当我画毛泽东指令的一切时，毛主席活着，知道所有艺术家被他扣押，做着他想要大家做的事；而我画着董其昌的画册，董其昌一点不知道，正像董其昌为他之前数百年的古典画家当“公共秘书”和“集体代言人”时，五代的荆关董巨、北宋的刘李马夏、元代的黄倪吴王，也一点不知道——大家想想看：毛主席在他活着时，也只有在他活着时，才能统治文化、控制艺术，他死去了，他的扣留与控制迅速失效。九十年代以来，他的脸仍旧经常出现在当代画家的画布上，但不再是以他指令的方式，而是以每个艺术家自己的方式，或者说，以他最不高兴看见的西洋人的方式，即“政治波普”之类。大家再想想看：从五代荆关董巨到明末的董其昌，将近六百年；从董其昌到我，又将近六百年，加起来，总共一千两百多年。一千两百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向这些画家呼喊万岁，从来没有人被迫对他们效忠，他们本人，恐怕也没想到自己的作品天长地久，影响后来人。他们一个接一个死掉了，可是活着的人，譬如我，一个毛泽东的孩子，仍然不由自主地挣脱毛泽东的摇篮，出去寻找他们，追摹他们，以西方的油画颜料描绘他们的山水画。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我猜，现在大家一定明白，并且同意，我的讲题为什么叫作“从毛泽东到董其昌”。
2008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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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和宗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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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时我与韩寒在湖南电视节目中聊到茅盾、巴金、冰心几位，以为文采欠佳，读不下去，于是被声讨。罪名不细说，更有网民要将韩寒拖出去枪毙。我既是与他聊天惹了祸，不该置身事外的。
今次要害，并非我们出言不逊，而在公开。两人的嘴固然没上锁，但把关者，大家知道，其实是电视台。眼下这类扯淡并无生命危险，倘若稍涉禁区，后期制作早给抹了。所以电视台每次闯点小“祸”都保了安全险，不是胆大，而是胆小，这不，交谈文字版先上网，讨伐骤起，制作方播出前赶紧隐去前辈名姓——此今之媒体“巧妇”的小动作与大为难也。
至于“鲁郭茅、巴老曹”名实之间的种种差异，同样的话，七八十年代我记得就和阿城、安忆说起，文学圈则二十多年前即有所辨析，学界还有专文述及，只是公众不知，而话题早已凉了。近日某作家对我说：“老陈，何苦呢？”你问他到底怎样想法，他也不过一笑。是的，中国人对各种人事向来关起门畅所欲言，眉飞色舞，但切勿公开，公开了，大家面子上不好交代、不好混，这潜规则，众人也早经熟悉了。
当然，崇敬文豪的读者专家多有人在，人多自然势众，本次讨伐的篇数、字数更是我与韩寒那段谈话的几十上百倍：正义迅即伸张！很好。我倒是因此念及中国文坛艺坛六十年来举世无匹的老故事和新剧情，归结两条：一是逼死他，一是说不得——傅雷悬梁，老舍自溺，演员石挥投海，巴金的爱妻被逼死，钢琴家顾圣婴一家开煤气自杀。未死者，有林风眠下狱，石鲁发疯，胡风案牵连逾千人，沈从文建国初年就往自己手腕割一刀……此外，被糟践被羞辱被毁灭的文艺家不知有多少。二三十年代呢，同是“鲁郭茅、巴老曹”，谁人批斗谁人整？却是有人敢于批评敢于撩，且多是韩寒那般的小年轻，而当胡适之陈独秀傅斯年瞿秋白们撩拨前辈、为难政府、游行办刊、组党谋反，大致都是二十来岁小逆种，言行之凶悍，后果之严重，岂是今之八零后小子可以比得——扯远了。“文革”后，前辈相继凋零，偌大的中国总得有几块匾，于是将前辈的声名从地狱捞出来抬进宗庙，树牌位，留青史，开纪念会，建文学馆。虽则京沪没有罗马巴黎的伟人祠，但几位前辈大抵都有雕像在，既是成了雕像，晚生除了鞠躬礼敬，岂能有二话。
这就是对待文艺前辈的常态与正道么？前一种糟践，其罪孽，不必说了，后一种恭敬，其异常，却比较地难说——稍不慎，正义之师又要严词声讨了——然而这就是六十年来中国历史的一体与两端：不是层层地狱，就是巍巍宗庙。此刻，我愿在地狱和宗庙之外，继续公布自己的褊狭和愚蠢：譬如法国雨果、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我实在读不下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纳博柯夫的《洛丽塔》，绝对了不起，可我只啃了一两章，全忘了。翻译不佳是个借口（对不起，又开罪译者，顺便一说，七十三年前李健吾即对巴金的创作有过真挚的负面评析），绘画不必“翻译”，我早已对伦勃朗略生厌倦（他曾是我的神），对柯罗轻微失望（我至今深爱他），对怀斯从来惧憎（他在民意调查中位居美国画家第一），好在欧美爱国者不会越洋寻我来算账……我所不以为然的中国画家呢，也斗胆招供吧，譬如黄宾虹、李可染、张大千，及晚期的林风眠。读不下去的中国写家，也还有——住口！你甚么东西？！有甚资格诋毁前辈？！喳！在下是没资格，但合上书页、目光移开，总算一份渺小的私权吧。有位正义者愤慨宣布，我们的言谈（总共几句话）“伤害了民族文学的尊严”。呜呼！这持续伤害文学与尊严的伟大民族，其“民族文学的尊严”竟如汶川校舍的预制板同样脆弱，而出语者一人居然自命代表十三亿中国人。知道吗，五十年代法国新小说派集体清算巴尔扎克的全知叙述，七十年代以赛亚&；#8226；伯林万言痛陈启蒙先贤的刚愎自用，2006年英国乐评家大肆指责莫扎特甜腻媚俗，而约翰&；#8226；伯格在毕加索在世的1965年即专书分析大师的失败，这些民族的“文艺尊严”受伤了么？以上被质疑的大匠师与我们本土的文学众神相比较，分量又是如何？
文学魅力的久暂、阅读趣味的差异、作者之间的好恶，原极复杂而微妙，这次争议的善道，应是进而探讨“文采”的是非，但问罪者的痛点哪里是关于文学，而是点了威权的名姓。韩寒的书我并未读过，也不在乎茅庐初出的写手是否文采斐然，他不过是如巴金所愿，讲了几句平凡透顶的真话。“自由谈”编辑时常关照文末要有结论，我与韩寒犯忌，正是对“结论”轻声说不。非要结论，是我忽然想起茅盾曾任文化部部长，巴金则是作协主席，念及此，这才背脊起栗，眼下声讨者咬牙切齿不依不饶，怕是要动议建立民族文学大法庭的意思吧。
2008年6月25日
附注：
这篇短稿的周折，值得一说。先是6月间投去《南方周末》“自由谈”栏目，标题被改为《这是对待文学前辈的常态吗》，送审后，全文被否决。我谅解而抱歉，因稍早湖南台已为此事作了内部检查。8月被叫去上海书市促销另一本书，将此稿念了一遍，算是迟来的回应，结果翌日十余家媒体一律避开文章主旨，只挑我新开列的作家与画家名单，指为挑衅升级，又来炒作。不久，《中国青年报》看此事越弄越糊，好意拿去全文发表，再易标题为《我能否对结论轻声说不》，引来一位好心评家指我常识错误，混淆“权利”与“权力”，根本不必“轻声说不”，放胆批评便是。至此，我原先为文的那点小意思，即“地狱和宗庙”，真的越弄越糊了——其实这位评家与我一样天真，以为有谁在乎文学，在乎批评。可资恶搞的小“话题”与伪拳脚，才是真卖点——我私下不止一次遇见记者问：陈老师怎么最近温和了，还是像以前那样痛骂吧，我们给你发！现在这篇小稿的遭遇便是四流的三岔口。但我不会因此听从某位专家要我闭嘴的喝令，同时感谢此事过程中为韩寒与我帮腔的写家：我并不认识他们，但他们使我确认，舆论一律而群相围攻的时代，至少在明面上，总算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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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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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校园走，猛听得女生尖脆的叫嚣，急抬头，是在教学楼高层，窗户大开着：
“非典、非典，向我开火吧！”
我止步发笑，瞧她兴尽住口，缩头关窗，其时4月下旬，学校因非典封校经已快两周了。
二十多年前看美国电影《等到天黑》，看一身冷汗：奥黛丽&；#8226；赫本演个盲女困在家中，两拨黑道轮番出入她寓中，追索海洛因，她以瞎眼与之周旋终日，性命交关，万般险急中暗通楼顶一位小姑娘，向外报警，这才逃过一劫——片尾有句话，是所有人惊魂甫定，偏只那小女孩一脸遗憾，仰面说道：
“no！iwisheverydayjustliketoday！”
我们被告知“非典”这回事，一个多月了。上海朋友来约稿，怎么办呢？应景应时的文字，我不会写，而我的写字，又大致全是为了别人的邀约，那就试试看——
4月16日，我开始每学期分四堂讲授的“共同课”，各系同学均可选听，照例讲四个钟头。承同学赏脸，允我抽烟。课后发现有一字条未及回应，写的是：“老师，您生活中有过恐惧的经验吗？当您恐惧时，您怎么办？”
迟午下课，手机响：就在我们上课时，本校第一位非典病人被架走了。
得病的是工业设计系学生。翌日，与之同系同楼同舍区的七十余个孩子当即被送往北郊招待所集体隔离。接着便是停课封校，离校的不得回，在校的不得出。我照常去画画，办了教工特别出入证，蓝绳子，压膜塑料，有名有姓有编号，挂在胸口晃荡着，如电视中昂然出入的人大代表，荣耀而特殊，进校门，只见戴口罩的警卫走上前来，手持一枚塑料温度计，状若手枪，照我眉心虚虚一戳，活像执行枪决：三十三度八。
三十三度八？我竟如此冷血：回说还要加上一点五度，便是正常的体温。
校园空寂，街头也空寂。春日明媚，群树爆芽，万千新叶簌簌作响，京城夹道是梅花樱花丁香花槐树花争奇斗妍，好不猖狂，以胡兰成所引家乡话形容，诚哉“难收难管”。我骑着自行车穿行其间，戴着分配的口罩：先是圆形凸起的那种，如驴之嚼口，不几日讨得一枚普通棉布口罩，遂了心意，又多一招怀旧的实物：在上海，儿时少时年年入冬戴口罩，呼吸着自己的呼吸，从罩沿边窥看世界，以为世界看不清自己：很自爱，很性感，很私密。
天黑了，对街原本餐馆林立，4月底相继关闭。才八点多钟吧，街头好似深宵，昏沉僻静，路灯下，在我居住的团结湖北二条街口，日常夜夜聚着围观下棋的闲人，黑黢黢，面目不清，非常时期居然不散伙，直到今天仍旧在那里。依仗春暖，路边的椅凳昼夜靠坐着身份不清心绪不明的人：外地人？民工？热恋者？失恋者？或腿臂纠缠，或怔忡发呆，或者索性躺倒酣睡，占据着整张肮脏的长椅，状若济公……北京的灰尘。大型史诗《走向共和》连续剧隆重开播。还没弄清播放时日，已经错过十几集。预告片段早已看熟，画面一出，便即随诵如仪：
李鸿章高吼：“你难道听不懂吗！”
老佛爷厉声：“你这是勾结逆党！”
袁世凯哼道：“我从来就没听说过什么人民！”
孙中山长得多像孙中山啊，只见他仓皇奔逃，镜头迭化，愕然停格……
非典病例的屏幕数字也已看熟，看了几天，厌烦了。别的频道呢，别的频道亦无非“非典”：动员、宣誓、记者发布会，广东大夫钟南山，平心静气咬牙切齿，是的，岭南人多有耿介如钟南山者，偏说目前的病情只是“遏制”，不是“控制”，还要引据英文……忽然，明星们排排站好唱起战胜非典歌，想是哪位能干的写手连夜写就，“文革”时多有这等干才，大会一开，词曲便来。
早就注意那位中央台四频道“面对面”专栏主持人王志，那才是主持，想起纽约主持人。纽约主持人从来不哭，王志哭了，带着单边的酒窝，悄然拭泪，又复发问。
手机短信息满了，删除，又添满。沪地朋友4月底急劝我逃去南方，怎能呢，岂不给上海又送去一只危险的北京瘟鸡。
五一长假，两次骑车去故宫景山。一次放晴，护城河上空风筝飘摇，有位相貌堂堂的退休老人好不威风，白手套，花衬衫，全套米色西装，浅棕色皮鞋，慢悠悠教儿子怎样收长线，那老成持重俨然内阁大学士。另一次细雨，雨中树下是四五位京城中年男子纵声合唱，颈胸耸动，状若雄鸡，围一群中年女子，盛装，涂口红，个个烫发，眼神沉醉而景仰。雨势渐渐大了，雨中的歌声传得很远，远处，另一群围聚亭中的中年男女进进退退，一二三一二三，学跳交谊舞。七十多位孩子回校了。那年轻的病人很快恢复三十六度体温，原来是“疑似”。孩子们结束了快乐的京郊隔离：在那里，男女生朝夕混在一起，天天看电视。
我喜欢骑自行车，喜欢在人迹稀少的北京城忽悠忽疾地骑。在非典肆虐的一个多月，在轻快颠簸的坐骑上，我徐徐认出了二十年前的北京：在北京，在我出国前，大街上似乎就这么些疏疏散散的行人。
200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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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场举世未有的青歌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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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届宏大漫长的cctv青年歌手大赛隆重播出好几周了。我呆看几眼，叹为观止：从《我爱祖国》到《想你想得心发慌》，从军人演唱的革命战歌到伯爵夫人咏叹调，谁说咱文艺不够多元？民族、民间、美声、原生态、主旋律、流行曲，青歌赛囊括了几乎所有歌曲类型，同台比，分组拼，力避厚此薄彼，处处协调精心。评审者一律是资深专家与历届获奖者，但仍然根据不同辈分、资望、民族、职衔等等，细细考量配置。另有“监审组”高居其上，间或“当庭”陈述。判分的精确，不在话下；评审发言绝对秉公而断，情理并茂；主持人则必口吐莲花，应声总结；还专设庞大豪华的“第二现场”另请权威当场回应观众来信。至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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